Admin丨关于神经多样性中“去病化”的讨论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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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结构：
- 两种语言
- “病”的作用
- 结语
两种语言
生存的语言
在当前的环境，“病”首先是一种“生存的语言”。它是一种用来和现有体制对话、获取资源的合法性工具。
一个家庭对医生、学校、社会说“我的孩子有自闭症，有多动症”，这句话的潜台词至少包括下面3个层面：
- 其一是责任豁免：
“他这些表现不是故意的，不是我们家长家庭教育的失败，而是身不由己。”
这在极其看重面子和家庭荣誉的文化中，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喘息的出口。 - 其二是资源申请：
“因为我家孩子生病了，所以他需要专业人士提供额外支持。”
这是申请残疾人证、特殊教育资源、康复补贴、考试便利等一切社会支持的“通关文牒”。 - 最后是社会理解：
“请你们用对待病人的方式来理解他，而不是用道德或能力的标准来评判他。”“他都得病了，别和他一般见识。”
这是一种降低社会摩擦的保护性策略。
认同的语言
相比之下，“去病化”所使用的“神经多样性”、“特质”等，是一种认同的语言。
它在西方后物质主义社会，伴随着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而兴起。它强调的是个体的自我接纳、身份自豪感和社群归属。
而在国内，当生存资源极度稀缺且竞争激烈时，“生存的语言”是刚需，而“认同的语言”是奢侈品。
在一个孩子连进入普通学校都困难重重、一个家庭为康复费用焦头烂额的现实面前，谈论“神经多样性不是病，是一种特质，它很棒”，无异于“何不食肉糜”。
它剥夺了弱势者手中唯一合法的求助工具。
“病”的作用
资格认证
在更偏向责任主体为社会中心的西方，去病化运动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社群的自我组织，他们向社会和政府倡导要求改变环境、提供便利，责任主体是多元的。
而在国内，几乎所有的福利和支持资源都由国家统一调配和发放，而国家机器的运作依赖于清晰、标准化的“资格”。
“病”的诊断，以及基于此诊断的“残疾人证”，就是这个体系下最重要的“资格认证”。
它是一个将模糊的个体困难转化为国家福利系统可以识别/处理和回应的标准化申请。
在中国“去病化”实际上是在挑战国家福利系统的底层运作逻辑。
如果ASD/ADHD不再是一种官方承认的“病”，那么国家就没有了提供系统性支持的法理依据。这会直接导致整个支持体系的釜底抽薪。
在新的非病理化的支持体系建立起来之前，这种釜底抽薪是致命的。
文化缓冲器
另一方面，在中国深厚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探讨ND的“去病化”争议，必须认识到“病”这一词汇语用已远超其医学含义，而是吊诡地扮演着一个多层次且不可或缺的文化缓冲器角色。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常常是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个体的行为直接关系到整个家族的“面子”和“里子”。一个孩子的“不正常”，在传统眼光下，首先会被归因为“家教”的失败。
ND孩子孤僻、不合群、在公共场合情绪失控，邻里、亲戚、甚至老师的第一反应会是：“这孩子家里怎么教的？”“父母太溺爱/太严厉了。”“这家人的家风有问题。”
这种指责是向内归因的，直接攻击的是家庭的核心——父母的德行与能力。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严重的社会性羞辱。
这时“病”就像一道防火墙，瞬间切断了从“孩子行为”到“父母失职”的归因链条。
当父母可以对外界说“医生诊断了是自闭症，是天生大脑的问题”，他们就完成了一个关键的叙事转换：我不是糟糕父母，我只是遇到了一个医学难题；我们家庭不是问题的制造者，而是和孩子一样，是这种无妄之灾的承受者。
这个转换至关重要。它让家庭从被审判席上走下来，坐到了旁听席甚至原告席上，从而保全了家族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最基本的名誉和尊严。
“去病化”在没有建立起新的强大叙事之前，等于亲手拆掉了这道防火墙，让无数家庭重新暴露在“家教失败”的审判灼烧之下。
备用脚本
集体主义社会高度依赖一套默认的不言自明的“社会交往脚本”。“人情世故”、“眼力见”就是这套脚本的核心代码。谱系人士的核心困难之一就是无法读取和执行这套隐形代码。当一个人表现出不遵守这套社交脚本的行为时（例如别人敬酒他不喝/领导暗示他听不懂/大家都在悲伤他却在笑）周围人的反应是愤怒、排斥、教训：“这人太狂了/不懂规矩/故意滋事”。
反之，“他有病”这个信息，将启动社交备用脚本——“与病人交往的脚本”。
这个备用脚本的核心是：
- 降低预期，不要指望他能像正常人一样回应；
- 免除责任（别跟病人一般见识）；
- 从“社交模式”切换到“关怀/容忍模式”。
这个“病”的标签，虽然粗暴但极其高效，但它用一个字，就为周围人提供了一份简单明了的“用户行为说明书”，极大地降低了社会摩擦成本。
“去病化”倡导“他只是不同”，这种说法太抽象太复杂了，它没有提供一套清晰可行的备用脚本。结果就是大家在互动中不知所措，产生各种主观的偏误理解，导致更多的冲突和误解。
“非竞争性”的解释
当代中国社会，除了传统的集体主义，还叠加了一层残酷的成功学和绩优主义文化。每个人都被置于一条无休止的竞争赛道上。对于没“病”的人，在这条赛道上落后就等同于失败，而被归因为不够努力/能力不行/意志薄弱。
一个在学业、事业或社交上全面落后的ND人士会被贴上loser的标签。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外界，更来自家庭内部的期望，足以压垮一个人。
“病”提供了一个“非竞争性”的解释框。它允许一个人合法地部分地退出这场无休止的内卷游戏。
诊断书就像一张假条，上面写着：“本人因客观生理原因，无法全程参与这场社会竞争，请求谅解。”对个人而言这是一种自我和解的契机。“我不是不努力，只是我扛不住了。”这有助于摆脱习得性无助和自我憎恨。
对家庭而言，这也是一种释放焦虑的途径。父母可以从“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如别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转向“如何帮助我的孩子过上他能过的生活”。
“去病化”可能会剥夺这个宝贵的“退出权”。
如果ASD/ADHD只是一种不同的人格特质，那么社会和家庭的逻辑会变成：“既然只是一种特质，那和内向/慢性子/左撇子一样，都是可以克服的，你为什么还是不行？还是你不够努力！”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结语
在中国这种“强关系、高语境、重集体”的文化土壤里，“病”这个标签的本质，已经超越了其医学含义。它是文化策略，社会润滑剂，心理防御机制。它用一种所有人都能听懂的、最直白的语言，在一个不容“异常”的社会里，为“异常”的存在开辟出了一块虽然狭小却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它用医学的“客观性”，中和了文化的“评判性”。
“去病化”的理想是崇高的——
它希望世界能直接欣赏和接纳本质的“不同”。
但现实是，在文化土壤没有根本性改良之前，强行拿掉“病”这个丑陋但坚固的保护壳，并不会让里面的生命自由绽放，而更可能让其被严酷的文化气候所冻伤，甚至风化。
所以真正的议题或许不是“去病化”，而是“如何在一个必须依赖疾病的标签才能生存的社会里，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质量”，以及“如何逐步改造我们的文化，让这个标签有一天变得不再是生存的必需品”。
本文首发: 脑脑空间NeuroBridge小红书
首发时间：2025-10-23
首发排版：小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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