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ner & peihan丨在误解中生长：神经多样性与我们所处的世界

系列访谈——“脑洞时间” 第1期
主人公：Alexaner & peihan

（约10400字，阅读约需21分钟，读屏幕软件约需35分钟）

内容结构：

1. 国内对“神经多样性”的理解尚处早期阶段
2. 神经多样性与社会历史环境
3. 神经多样性与建筑、城市规划
4. 提升神经多样性群体处境的现实策略

对“神经多样性”的理解尚处早期阶段 link

Peihan

在中文环境下讨论神经多样性还很新，社会对这个概念几乎没有认知。我的家人、朋友完全不了解，只有极小部分兴趣社群在讨论。

目前主要存在三大挑战：公众意识低、医疗资源稀缺、缺乏本土经验。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基础教育阶段完全没有支持，直到研究生才逐渐理解自己的神经差异。或许从高中阶段就需要专业介入，但不确定低质量的干预是否真正有益。这种矛盾心理使我对现有支持体系既保持信心，又怀有深刻质疑。
这种矛盾心理使我对现有支持体系既保持信心，又怀有深刻质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英语语境下的处理方案直接移植到中国环境是值得怀疑的。这正是我希望在博士阶段重点研究的课题。
总之，我想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的讨论仍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像青衫这类专业个体行动者（professional individual actor）之所以能产生较大影响，因为即便是权威机构也主要依赖海外医疗合作来开展相关工作。

Alexander

我同意。本质问题不是经验缺乏，而是整个文化认知体系存在断层（cultural disjunction）。从传统儒家价值观直接过渡到现代神经多样性视角异常困难。另外，当前更迫切的是满足基础医疗资源需求——考虑到人口基数，我们仍处于从无干预到基础干预（basic intervention）的初级阶段，距离实现医疗模型（medical model）的应用都尚有差距，遑论神经多样性模型倡导的社会包容（societal accommodation）。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不应局限于推广神经多样性理念，而是要直面更根本的文化认知障碍。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在现有社会结构下实现突破需要长期积累，而非不切实际地期待短期变革。

或许更应该系统记录神经多样性群体的生存经验，建立认知框架层面的参考系。这种叙事干预虽不直接提供资源，却能通过解释性认知产生赋能效果——就像诊断本身具有疗愈价值，当个体理解“我的特质源于神经多样性”时，即便现实未变，也能获得精神解放。

Peihan

这让我想到医学人文（medical humanities）或者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领域的叙事治疗理念，这就是说，你把一个事情讲出来，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也许它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例如，香港大学医学院最近开设的叙事医学专栏，鼓励故事叙述、艺术创作等等的分享。另外，类似"疯癫研究"（mad studies）这类新兴领域，虽然尚未形成建制化学科，但确实为传统医学话语提供了必要补充。

建立这样的开放式叙事平台，或许是低成本认知突围的可行路径。这样的一个渐进的过程吧，我觉得也挺好的，而且，这个领域就可以非常的有创新性。

Alexander

对，这正是我想创建的梯度化身份共同体——不设准入门槛，通过经验共享生成解释框架。我希望一些一些观念上的理解可以帮助一些人。虽然可能无法产生太多实践上的影响，毕竟能接触到这些想法观念的人群，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也不会很差，主要影响可能局限在特定阶层。就经验性支持而言，毕竟已经有人在做了，而且做得比较好，完全可以链接现有研究资源，没必要重复造轮子。

神经多样性范式的核心在于突破障碍本位的认知框架，将ADHD/ASD视为存在方式。从人类学角度看，这从人类学视角来讲，是在建构新的文化群体。

Peihan

但病理讨论的必要性不容忽视。 为什么“disorder”这一病理性病状意义受到关注，是因为它真的带来了麻烦，很多人希望确诊，一个目的是想要解决一些现实的困境。确诊前我的社会适应困境非常真实：非常规决策模式、差异化社交认知在教育系统中持续引发误解。诊断带来的认知框架确实帮助我实现了表达突破，这种基于现实困境的身份认同仍是必要锚点。所以，disorder的讨论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并且我也没有完全从病理学的困境里面走出来。

讲讲这些年我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日常交流时的沟通方式、社交意识，还是做决策、完成课业的方式，总显得和别人格格不入。在鼓励多元的文化环境里，这种不同会被欣赏；但在强调一致性的文化环境里，这种差异就成了麻烦。

但是，确诊能够很好地帮助你沟通或者是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我确诊之后，我的反思、对事情的认识还有表达，都有了质的突破。就像完全解锁了以前想说又说不出来的那种状态。个诊断目前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尽管这个领域仍处在早期阶段，所以即使诊断了还会有很多问题，但至少使情况明朗了很多。

Alexander

这就是为什么医疗模型（medical model）必须和神经多样性模型并行推进。就像给非洲贫困社区讲性别平等前，得先解决温饱问题。这两个模型本质是一体两面——问题本位模型（problem-based）专注解决具体困境，比如用ADHD药物改善注意力；优势本位模型（strength-based）则挖掘神经特质的潜力，像利用ADHD的跳跃思维做创意工作。

Peihan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而且，如果你接受过比较系统的国际高中课程的话，可能更容易理解这点——神经多样性模型其实可以应用于不同文化情境。在所有地区，这套框架都能因地制宜调整应用。

Alexander

虽然模型适用性广泛，但必须考虑成本效益。最终目标都是提升群体生活质量，两种模型各有利弊，关键要看具体情境怎么使用，使用到什么程度。

Peihan

甚至模型本身都不重要。像中华文化圈这样强调群体相似性的环境，实际上也存在大量未被诊断的神经多样性表现。不同文化对“异常”的界定差异很大，有些特质在这里是障碍，在别处可能根本不成问题。

神经多样性运动的欧美基因需要批判性审视。其植根于1960年代少数群体平权运动的认知框架，与东亚集体主义价值观存在深层张力。我的个人经历显示，即便未经确诊，通过跨文化交流同样可以建构差异认同——这说明文化转译比概念移植更重要。

神经多样性与社会历史环境 link

Peihan

当我们谈论生物多样性或文化多样性时，神经多样性本就不该被单一模型限定。在某些文化语境里，神经多样性特质可能比较神圣，或者根本不是问题——比如独处比较多的文化里，就根本不需要确诊，或者某些人擅长应试但不善交际的特质，在这种文化情境里也完全不是问题。我觉得这也是英语世界的神经多样性模型的局限，反正有很大的扩展和批判空间。

Peihan

我觉得这也是不确诊的一个好处。我在确诊之前，觉得可能每一个年轻人都想找到自己的认同。所以，我以前也去过很多学校交流——本科去过三个学校交流，也在联合国实习过。我本科的路跟传统的中国大学生还挺不一样，这也需要一些勇气。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正是以前的事情能够让我找到自己的位置。但研究生期间，我仍遇到了不小的挫折。所以，我觉得自我认知是不断演进的（evolving），不用一开始就用“神经多样性群体”这个标签去限定自己。人类才能的多元性本就包含自我探索的维度。有可能历史上很多人表现得非常神经多样性特质，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神经多样性群体。就像李白、苏轼或是佛教众神的不同性格设定。

现代化进程中假设的人口同质化（population homogeneity），实则遮蔽了人类组织形态的历史多样性，这点在David Graeber《人类新史》中已有精彩人类学论证。

其实关注这个议题的人群本身就有高度同质性——相似的教育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就像读《万物的黎明》的读者群，本质上也是特定圈层的人。我的意思是，神经多样性作为现代标签实在太新了。比起医学用大量数据支撑诊断，人类学视角下的神经差异本该更多元，但现在反而被局限在狭窄的身份定义里。

Alexander

确实如此。思维差异自古存在，但作为身份标签却是新事物。不同文化对神经特质的认知差异，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大。医疗模型和身份模型，都只是解释框架之一。

神经多样性与建筑、城市规划 link

Peihan

我自己的一个角度就跟建筑和城市规划比较有关。神经多样性在不同环境设置中会产生特殊效应——比如香港大学把工程实验室设在地下，长期缺乏自然光，这种空间设计可能诱发某些生物特质人群的病理化表现。这个想法我最近在学术会议分享过，但还没形成论文。

Alexander

建筑会通过不同特征吸引不同人群？

Peihan

不完全是吸引人群，而是环境心理学范畴。城市密度、噪音水平、绿化程度这些变量，会持续塑造人的心理状态。比如高密度嘈杂的城市与充满创意空间的宜居城市，长期居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某些环境本质上在压抑或释放人的天性，这种积累效应可能导致最终确诊ADHD或ASD。就像长期在缺乏窗户的办公室工作的人，出现光敏感症状的概率更高，诊断行为本身受环境影响。

Alexander

你是说建筑环境影响人们对神经特质的认知？比如香港的某些写字楼设计让普通人的感官负荷也超标？

Peihan

是的。残障本质是社会环境造成的。“disable”意思是社会或者环境使你 disabled 了；如果它非常 enabling 的话，你是不会感觉到“disabled” 的话。也就是说，

它肯定有一些因素施加了导致人disable 的原因。香港大学地下实验室就是个极端案例——工程系三个实验室在地下B2层，研究人员日均接触自然光不足15分钟，两年内有4人出现严重干眼症，7人报告焦虑症状加剧。这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表明环境怎么样让人变得不健康的。

联合国环境署有一个关于城市噪音的报告。联合国环境署2022年噪音报告显示，香港旺角区域夜间噪音峰值达78分贝，超过纽约时代广场的72分贝。长期暴露下，不仅ASD群体，普通市民的听力损伤率也上升了17%，但只有确诊者能申请降噪耳机补贴。这种空间设计本质上是在制造病理化条件——当环境持续伤害敏感人群时，确诊反而成为获取支持的唯一途径。

这就不只是身份认同问题了，而是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是神经多样性人群易感，也涉及更广泛的人群。实际上应该通过城市规划解决根源问题，例如深水埗区建筑间距过密、观塘工业区货运车辆噪音、九龙公园绿化带缩减等具体问题，而不是单纯依赖诊断标签。所以神经多样性群体其实是公共环境问题的预警指标，类似化学指示剂的作用。当我们为最敏感人群设计包容性城市时，孕妇、伤患、临时抑郁者都会普遍受益。真正的文明标志，不是所有地方都做的很好，而是让边缘群体的需求成为城市规划的必备考量。

Alexander

现在有一些什么具体案例吗？不一定是真实的，可以说设想性的。

Peihan

已经直接实现的案例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些 clinic，或者是一些轻自然的环境。目前来说，远离人造环境的轻自然环境，比如景观设计，可能是比较好的例子。比如城市里的绿地、自然公园，甚至是香蕉种植区，这些环境对人的健康比较好。我觉得这些可以算作好的例子。不过人也会需要去人多的地方，或者公共环境比较多的地方。所以我一会儿可以给你发一个链接，是英国皇家城镇规划师协会提出的关于“Autism Friendly Environments and Good Practice in Planning”的内容。他们有很多国家的建筑师、规划师和景观师提出的一些做法。比如，确保隐私和个性化的逐步层次（ensuring a step hierarchy of privacy and personalization）。想象一下，你走进一个很大的广场，有些人会有广场恐惧症，这是一种惊恐症状。有些人会害怕过于大的公共空间，像我这样的人很害怕人多嘈杂的公共场所，会感到喘不过气。这种情况下，逐步层次的隐私和个性化设计就显得很重要。比如在大空间周围设置一些小空间，你可以通过遮蔽感或类似的方式找到适合自己的空间。这是建筑设计中很细节的东西，可能你不太了解，但这就是其中一个做法。

比如还有多感官导航（multisensory wayfinding），我们通常靠视觉找路，但实际上可以提供基于嗅觉、听觉、触觉等不同感官的导航方式。还有允许日常和季节性光照强度和色调的变化，比如自然光和类似自然光的人造光的变化调节。还有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ing）的建筑身份认同（massing and identity）。比如一个庞大的建筑体块会让人感到陌生或难以亲近，因此需要关注更人性化的设计尺度。

你可能不太了解其中一些建筑的做法或名词，但这些方法已经是非常突破性的提出了。传统上，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很少有人专门为神经多样性（neural diversion）或自闭症人群设计。长期以来，这些群体一直被忽视。比如，这里提到一个数据，只有6.2%的建筑师认为非物理性的残缺是一个设计因素。从现代城镇和建筑发展以来，这些群体从未被真正关注过。因此，大多数城市和建筑可能会给自闭症和神经多样性群体带来不适，甚至实质性的健康损害。

Alexander

我感觉现在的思路还是回归到我最初的想法——最终的目标是减轻特定群体的痛苦。无论是基于医学模型（medical model）的"问题导向神经多样性"，还是现在更强调身份认同（identity-based）的路径，比如通过建筑设计来帮助那些传统意义上被忽视的群体，甚至是更广泛的少数群体。

Peihan

确实可以说，如果设计能够缓解神经多样性群体的困境，整个社会都将从中受益。这种观点是有依据的。

Alexander

换句话说，帮助少数群体实际上可以提升整个系统的韧性（robustness），最终惠及所有人。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思路，之前确实没有接触过。

提升神经多样性群体处境的现实策略 link

Alexander

现在我在重新思考——之前我的目标是创造新的讨论框架（create discourse），但现在我开始怀疑：在医学模型的讨论都尚未充分展开的情况下，是否过早地转向身份认同框架了？我正在权衡这种转变的利弊——比如关于"多样性（diversity）“这类概念的讨论是否已经足够成熟？

Peihan

我保守地认为，目前关于神经多样性的讨论有点分散注意力。大部分关于神经多样性的倡议或研究都难以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方法——我们还在“为爱发电”的阶段。坦白说，这个领域还处于推广期。所以，保守来讲，你甚至可以完全放下这件事，转而参与竞争，这对你会更有利。当然，现在慢慢有了更多的支持，但你得假设没有支持——比如中国的大学或高考完全不考虑这些，就业市场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可以把神经多样性当作爱好，确实能自我减压。但特别保守地说，有时连我自己都想完全忘记这件事，但已经很难了，因为你的经历本身就体现了许多神经多样性特征。所以，我会降低它在你生活中的权重——不要投入全部精力，大概10%到20%就好。你需要一个主业，把神经多样性当作爱好。

我希望所有神经多样性人群都能可持续地发展，因为大家的处境已经很边缘化了。如果能一起讨论，或者有资源发起一些活动，也许对升学有帮助——在香

港这类活动还挺多的。但全职投入这个领域可能需要等到你更稳定的时候。否则，你的社会成就可能会受限。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找到一个你想深耕的主业，把神经多样性作为一个视角和爱好，可持续地发展自己。当你发展得很好时，再提到你是神经多样性倡导者，可能会更有影响力。

Alexander

这其实又回到了我们之前的讨论点——不要让自己被这个身份绑架，因为这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好。最终的目标还是让这个群体生活得更好。我其实搞这个部分是出于升学考虑。因为从兴趣来说，我肯定会继续做这个，但从动机角度讲，我非常想做这个，但又做不好，必须得有人逼着我去做我喜欢的事。

Peihan

这可能有点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双重共情问题”（double empathy）。在神经多样性群体内部，共情能力较强，因为大家处境相似，但这种处境对更广泛的人群有什么价值？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比如在建筑领域，考虑到最敏感的群体，最终能惠及所有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卖点，也是很多文章用来论证的逻辑：考虑神经多样性人群的需求，可以为传统流程、产品或机构增加价值。

Alexander

关于双重共情，我想到一个基本原则：如果神经多样性（ND）能惠及更广泛的人群，那可能就有价值。比如ND人群可以专门帮助其他ND人群，或者NT（神经典型）人群也可以帮助ND人群——但这其实没什么区别。

Peihan

这是相对的。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我们并没有神经多样性问题——我们就是两个普通人。你肯定是相对于某个群体才被定义的。实际上，我们需要一些神经典型的人来组织这个世界，否则如果全是神经多样性人群，很多事可能难以推进。所以，我觉得一定比例的混合是好的。或者，当你去了其他国家，别人可

能觉得你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很优秀——这可能让你完全放下这个身份。我在联合国实习时从未感到不正常，因为每个人都很不一样，甚至我觉得我的多样性可能还是一种优势。

你的位置是动态变化的。比如，当你去了一个地方学校，发现大家都很优秀，你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混乱到一定程度，你可能也不会认同那个混乱的群体，觉得他们很无聊——这很正常，因为你的身份认同总是在变化。

神经多样性人群并不一定总是混乱的，有些人可能非常固执或刻板。很多成功人士可能也有非典型特征，但未被归类为ADHD或其他标签。所以，在不同环境中，你的身份可能不同——比如作为一个亚洲人到了一个非常“疯狂”的文化中，你可能显得很书呆子气或内向。这都是相对的。

Alexander

我其实想到的是，根据不同文化的需求，可能不需要基于身份的视角，而是采用其他方式。如果我想帮助同一个群体，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除了身份视角，可能需要找到更契合主流文化的方式来提供帮助。除了基于问题的医学模型，是否考虑过其他方法来帮助这个群体？

Peihan

在国内，如果你和别人很不一样，关键是如何将你的个性转化为价值。比如像DeepSeek的创始人，他自认为是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但每个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时，必须有一些过硬的技能支撑。像蔡国强这样的艺术家，他们通过发挥自己的多样性天赋取得了成功。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天赋或非典型特质，你需要更强的、具体的技能，把你的不同之处转化为优势。

对于有能力或资源的人，他们可以通过扶持类似背景的人，或者吸引不同背景的人加入团队来提供帮助。但对于那些处境更困难的人，比如无口语自闭儿童，或者智力障碍孩子的家庭。他们的家庭往往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在中国，很多家庭能得到的政府或医疗补助非常有限，互助团体或商业化干预服务已经是

不错的选择，但这些服务通常是商业化的。如果能获得残疾人资质并参与基础劳动贡献社会，这也是好的方向。

Alexander

这似乎与整体经济状况有关，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除了基于问题的方法，似乎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制度建立后才能推动改变。

Peihan

能有成规模的商业机构提供付费服务已经是比较实际的做法。政府介入可能不够灵活，但社区层面的残疾人支持和干预措施应该存在。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能力和同情心去关注弱势群体的。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医疗和社会介入成本高昂，即便有好的做法，也难以惠及每个人。

之前香港有一位HSBC的高管，他在文章中提到神经多样性是未被开发的资源，但他个人的经历却很悲惨——他的女儿在英国被诊断为自闭症，尽管英国的医疗和社会体系相对健全，但他的女儿仍因压力过大在十几岁时自杀。Simon Baron-Cohen也提到，英国的自闭症群体自杀率非常高。即便在发达国家，这也是一个难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神经多样性仅仅被视为一种身份认同，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过于浅显。对于一些人，这确实是一生的困扰。不同群体在不同社会环境中面临的困难各不相同，有些困难可能是长期且难以解决的。

Alexander

确实，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特殊教育的支持也更难获得。你之前提到想讨论特殊教育，具体是想聊什么呢？

Peihan

我最大的问题是作业完成度低，不管是建筑绘图还是写作，我总是做到一半就分心。别人可能觉得我的作品表达不够好，想法很多但缺乏结构化或吸引力。我需

要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差异，并付出额外努力提升表达能力和作品质量。但这种不完整的状况让我很不自信，有时甚至影响成绩和社会交往。

比如在香港学习城市规划时，我很难理解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也难以表达对社会过程的看法。直到确诊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属于少数群体，需要用少数群体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但我不确定这种视角是否有政策或研究价值。

Alexander

对于特殊教育的支持，现在美国出现了一些关于DEI（多样性、公平性、包容性）支持减少的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优势，你怎么看？

Peihan

美国当前的经济下行和保守倾向的领导层确实影响了DEI政策的推行。美国作为全球关注的国家，其政策变化会影响其他国家的态度。比如香港最近推动了很多DEI活动，英国和欧洲的接受度也较高，但在美国一些二线城市仍有大量人群参与相关行动。如果你能进入一流学校，仍会遇到较好的支持政策。但个人层面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能获得这些资源。

Alexander

最后，关于个人经验，从小到大这些经验的积累，你怎么看？

Peihan

我算不算成功还有待观察。我的经验未必对别人有用。就像《哪吒》的创作者说的，不要随便学他，因为这非常冒险。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他有那样的条件和决

心走一条不同的路，这是他的能力。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很难做到。有时你是被迫走上不同道路的。现在，对于年轻人，我反而建议保守一点。冒险需要条件，不是每个人都能冒险。但如果你觉得自己准备充分，或者条件有利，可以挑战常规。我很希望有人指导我，但神经多样性的一个特点是你给了建议，别人未必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好好打磨自己，做好本该做的事，做到深入，才有资格谈论新兴话题，别人才会相信你。权威性和新颖性有时是矛盾的。我觉得自己至今不算特别成功，只是分享自己的经历。

Alexander

我也不能算特别成功。家庭文化方面，我们家是普通白领，亚洲父母通常比较严格，但我觉得这帮助很大。考虑到我的情况，很多干预措施都是可能的，没有太多经济限制，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这让我比大多数神经多样性人群过得好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得到了很多支持。

Peihan

我觉得有一点社会意识很好，但还是要专注于自己本来该有的竞争力。或者你可以把神经多样性当作你的使命，你会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过程也代表你推广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或所连接的群体。不要有太大负担，但一定要发挥好自己。我觉得年轻人很关键。我自己非常强调竞争力，但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高度，非常遗憾。但在招聘或录取时，如果你有神经多样性，可以尽量利用它来取得好的结果，利用它来获取资源，发挥自己。很多企业会慢慢雇佣这样的人。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认识自己的方式，但也不要到处宣扬，比如我是ADHD。不妨先拿出一些好的成果，再告诉别人你也是神经多样性人群，这样别人可能会对你刮目相看。我自己犯的错误就是太想推广这件事，但没有很好的影响，可能因为我现在还是无名小卒，别人不会听我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先在社会上证明自己，发展好自己，然后再去帮助别人。

Alexander

我喜欢那个比喻，就是“我拄拐都能打过你”的感觉。

Peihan

早期干预很好，因为你知道很多方法、技巧和医疗手段，它们可以帮助你。虽然你仍可能有一些崩溃的瞬间，但早点知道这些对你以后应对自己的情况更有策略。

我觉得我们的群体很有趣，可以分享很多东西，但我希望每个人在各自领域更成功。不要只读神经多样性的内容，它很浅。你要读一些传统而扎实领域的书，有时从根本上忘记神经多样性这件事，必要时再使用它比较好。就像青衫，他读了医学博士才有发言权。否则，谁会信你？当然，这也是互为因果的。可能因为我没有得到支持，所以没能达到高度，这很令人沮丧。但我觉得早点得到诊断一定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小群体里有互相支持和理解已经很好了。有时，和太多人连接会分散注意力。我喜欢保持小范围和简洁。我们准备休息吧，已经很晚了。以后通过微信保持联系。整理这些肯定要花很多时间。整理一些基础工作很耗时，有时我们想要很大的承诺，但基础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所以，我觉得对自己和你来说，高效安排时间都很重要。

本文首发: 脑脑空间NeuroBridge小红书1、2、3、4
首发时间：2025-6-3
首发排版：小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