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丨你凭什么戴那个胸针？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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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结构：

1. 滑坡的发生
2. 并不偶然的同构性
3. 评价者的心理光谱
4. CN区语境的特殊张力
5. 康复目标的个人道德化
6. 外壳下的极端化
7. 保持精算：一个可能的出路

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公开展示自己的精神健康状况或神经发育特征。有人佩戴写有“我是神经多样性”的胸针出门，有人在个人简介中列出自己的诊断标签，有人将抑郁症、焦虑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等词汇融入自己的网络身份叙事。与此同时一种批评性的声音也随之出现：“精神疾病不是时尚单品。”其认为将严肃的心理健康问题转化为“忧郁美学”或某种“酷”的标签，可能会浪漫化苦难、削弱病理的严肃性，甚至导致自我诊断泛滥和医疗资源的错配。

上述批评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痛苦被加上滤镜，它确实可能不再被视为需要治疗的疾病，而变成一种“凄美”的特质；网络上泛滥的“症状对照表”确实可能导致正常的情绪波动被过度病理化。当社会只接受“打了美化包”的心理疾病时，那些表现出真实临床症状的患者，比如烦躁/偏执/邋遢或认知功能退化，可能会感到更加孤独。

但这种最初具有合理性的批评，在实际的社会传播中发生了什么？它是否始终忠实于其最初的关切，即维护病理的严肃性、保护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还是说，它已经悄然滑向了另一个方向？

1 滑坡的发生 link

如果仔细观察当下围绕“精神疾病时尚化”的讨论，会发现一个微妙的位移：批评的焦点已经从“这种呈现方式是否准确反映了疾病的严肃性”，逐渐转向了“这个人是否有资格展示这个标签”。当有人佩戴孤独症胸针上街时，一种反应是“你能戴着胸针出门、能挑选搭配，说明你的ASD肯定还不够重。”它预设了一个“真正的”孤独症患者应有的形象，或许是无法自理、无法言语或伴随严重智力障碍的状态，任何偏离这一形象的人都面临着资格审查。这种位移意味着讨论的性质已经从“如何更准确地理解疾病概念”转变为“谁有权声称自己患有疾病”。这里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很多孤独症谱系人士在公共场合会进行极高强度的“掩饰”（Masking），强迫自己眼神交流、压抑刻板动作。这种掩饰极度消耗心理能量，往往会导致回到家后的彻底虚脱。佩戴胸针的人往往是因为再也装不动了，希望通过一个视觉信号来告诉世界：“我现在的正常是强撑的，请不要再给我施压了”。但这种复杂性很少被纳入讨论。评价者更倾向于一个简单的判断：你看起来还行，所以你一定不够惨。

另一个常见的论述是：“这种时尚化会导致社会忽略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重症患者。”这听起来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正义立场。但如果追问下去，会发现一个悖论：那些提出这一批评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确实在为重症患者争取权益？他们是否关注过偏远地区精神卫生资源的匮乏？是否了解过重症精神障碍者家庭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是否参与过任何形式的残障权益倡导？如果答案均是否定的，那么“保护真正的患者”这一论述的功能就值得重新审视。它可能本意并非真的指向对重症者的关切，而是作为一种修辞工具，用来封堵那些正在发声的人。换言之，最沉默的受害者被借用来攻击那些不够沉默的人。

这里涉及“认知精算”的问题：人们如何分配有限的注意力和道德关切？网络上大量的讨论集中于那些“在网上倒黑泥、不上班还靠父母养活”的年轻人。这些人的“神人”行为确实可能令人不适，但如果冷静分析，他们的“危害”边界是相对清晰的，经济来源是家庭内部流动的（啃老），对公共资源的占用有限。作为旁观者，最简单的应对方式是拉黑，不给他们贡献任何注意力。与此同时，那些真正处于危机边缘的人，比如在缺乏精神卫生资源的地区、从未获得过诊断、连“抑郁症”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就走向终结的人，他们在公共讨论中几乎是隐形的。前者获得极高关注，后者几乎无人问津：人们倾向于关注那些“可见的/可攻击的”目标，而对那些“不可见的”需要系统性努力才能改变的问题下意识保持距离。

2 并不偶然的同构性 link

如果将视野从“精神疾病时尚化”这一具体议题扩展开，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同构现象。网络上存在大量文章，以宏大的社会批判开篇，谈论全球化、谈论地缘政治、谈论阶级问题，但在经过冗长的论述之后，最终落脚点却是极其个人化甚至琐碎的诉求，比如“外国人抢走了我的对象/彩礼太高了”。在关于精神疾病的讨论中，这种模式同样存在，而且是双向的。一方面，“神经多样性”“身份认同”“去污名化”等概念提供了宏大的理论框架，但在一些具体的使用场景中，这些框架可能被挪用来服务于更局部的目的，比如为自己的社交退缩寻找一个听起来更正当的解释，或者为拒绝承担某些责任提供一个预先准备好的借口。另一方面，那些批评“精神疾病时尚化”的人，也可能在使用一套宏大的话语，如“维护医学严肃性”“保护真正的患者”“抵制西方身份政治”，但其内核可能是更个人化局部情绪的输出：对他人获得关注的不适感，对自己被要求付出额外社交成本的抵触，或者对生活中某种失控感的转移表达。

有一种心理机制叫“外部归因”：当一个人在生活中遭遇挫败，无论是职业发展、亲密关系还是社会认同，直接面对“这可能与我自身有关”是痛苦的。而如果能够将这种挫败归因于某个外部的宏大的超出个人控制的因素，心理负担就会减轻。“我的婚恋失败是因为全球化和移民”，这比“我可能需要反思自己的社交方式”更容易接受。“那个人不应该戴胸针，因为这是西方身份政治的入侵”，这比“我对他的不适可能反映了我自己的某些焦虑”更容易接受。外部归因本身并非总是错误的，确实存在结构性的不公和系统性的障碍。但当外部归因成为一种习惯性的逃避路径，它就可能阻碍对问题的真实理解。

3 评价者的心理光谱 link

当一个人对“展示疾病标签”的行为感到不适时，这种不适可能有多个层次的来源。

最表层的心理可能涉及社交成本的考量。当有人佩戴一枚写有“我是孤独症，请给我一点耐心”的胸针时，这实际上是在向周围的人发出一个信号，隐含着某种社交契约的邀请。旁观者可能会感到一种隐形的压力：我是否需要调整我的行为？我是否需要承担额外的注意力和耐心？对这种额外成本的抵触，可能是不适感的来源之一。与此相关的是对“完美受害者”的期待落差。社会对弱势群体似乎存在一种潜意识的形象预设：他们应该是虚弱的、沉默的、需要帮助的。当一个声称患有疾病的人同时展现出主体性、审美追求甚至某种力量感时，这与预设形象之间的冲突可能引发困惑乃至反感。“如果你还能化妆，还能挑选漂亮的胸针，还能自信地上街，你真的有那么痛苦吗？"

在更深一层，可能存在一些更难以直接承认的心理。一种是对“特殊性”的嫉妒。在高度原子化的现代社会，很多人感到自己是“面目模糊”的。当看到别人通过一个标签获得关注、理解甚至某种程度的宽容时，可能会产生一种失衡感：“我也焦虑，我也疲惫，但我没有一个标签可以戴，我必须默默承受。“另一种是沉没成本的焦虑。对于那些同样在痛苦中挣扎、但选择了“咬牙挺过去”或“努力假装正常”的人来说，别人公开展示痛苦可能构成一种隐性的挑战。如果痛苦可以被这样坦然地表达出来，那我当年的隐忍和压抑算什么？我付出的那些代价是否白费了？这种对自身生命策略的质疑是令人严重不安的，而将这种不安转化为对他人的批评是一种下意识的心理防御。

围绕疾病标签的争论同时可能涉及权力和身份的博弈。当有人说“你戴这个胸针，说明你病得不够重”时，这句话的功能实际上是在行使一种定义权，定义什么才算“真正的”疾病，什么才算“合格的”患者。这种定义权的行使，将对方置于一个需要自我证明的位置，而自己则占据了审判者的位置（但这些人基本没有诊断资质）。当一个人被成功地归类为“装病者”或“蹭标签的人”，他就不再是一个复杂的需要被理解的个体，而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简单处理的符号。这种简化降低了社交的认知负担，但代价是消解了对方作为独立主体的存在。

4 CN区语境的特殊张力 link

在CN区的文化语境下，公开展示个人的疾病或“不同”可能面临一些特殊的阻力。传统上本地文化强调“合群”与“中庸”，个体的独特性往往被期待消融于集体之中。一个人如果主动标榜自己的“异”，可能会被解读为对集体“同”的破坏或对权威的挑战。在这种环境中佩戴胸针展示自己的神经多样性特质，可能不被视为一种自我保护或沟通策略，而被视为一种“显摆”或“搞特殊”。“家丑不可外扬”的旧观念也在推波助澜：家庭成员精神或神经发育方面的问题，在一些家庭中被视为家族的“面子”问题，公开展示这些问题，可能被视为对家庭尊严的损害。与此交织的是中国社会高竞争环境所培养的一种“苦难守恒”认知：在这个环境中，几乎每个人都在承受压力，而能够“扛住”被视为一种美德。在这种背景下，公开表达自己的心理痛苦可能面临一种特殊的审视：“谁还没点焦虑？谁还没点社恐？我们都憋着，怎么就你需要让别人让着你？“潜台词是：在一个人人都在“吃苦”的社会里，单独把自己的苦难拿出来展示，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策略。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因素似乎没有被提过：中文语境中缺乏一个介于“精神病（疯子）”和“正常人”之间的中性词汇。人类本能地对无法被轻易分类的事物感到不安。当一个人佩戴神经多样性胸针出门时，评价者可能会陷入一种认知混乱：“如果你是残疾人，你就应该坐轮椅；如果你是精神病，你就应该住院吃药。你现在这种‘看起来很正常但又自称有病’的状态，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你。”这种分类焦虑转化为攻击性本质上是评价者在试图消除自己的认知失调。当然，这种现象并非CN区独有，其他社会同样存在类似的张力。只是在一些地区，经过长期的残障权益运动，公共话语中逐渐发展出了更多元的词汇和认知框架来容纳这种“中间状态”。这场运动至今仍在进行，远未结束。

对“精神疾病标签化”的批评，有时会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框架：“抵制西方身份政治”。这种框架的功能是复杂的。一方面，它确实指向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不同文化语境下，对心理健康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可能存在差异，环境也大相径庭，简单的概念移植可能带来水土不服；另一方面“这是西方那一套”这个标签也可能被用作一种万能的回避策略。一旦某个现象被贴上“西方”的标签，就可以被整体性地拒绝，而无需进入具体的分析和讨论。如果那个戴胸针的人只是在“学国外的坏思想”，那么我就不需要认真思考他可能面临的真实困境。

5 康复目标的个人道德化 link

对精神疾病持批判态度者常常暗示，一个“真正”想要康复的人应该努力回归社会、恢复正常功能，而不应“沉溺”于自己的标签，认为贴标签是在给自己设限，是在用疾病身份框住自己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善意的提醒，但如果追踪它在实际对话中的演变轨迹，会发现它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方向：“你混不好就是你自己的事，与社会无关。"

在医学和心理学的框架内，“回归社会”“恢复社会功能”确实是康复的理想目标，但它们是临床理想目标，而非义务和道德问题。一个人如果无法完美达到这些目标，这是一个临床问题，并不是道德问题。然而在实际的社会话语中，这种区分常常被模糊。“你为什么不努力康复？“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往往不是“你是否获得了足够的医疗支持”，而是“你是否在道德上尽到了努力”。这种从临床到道德的滑移，将疾病的责任从社会支持系统转嫁到了个体身上。

当追问“为什么有些人无法回归社会”时，答案往往不仅在于个体的“努力”程度，还在于社会为这种回归提供了多少支持，或者说，设置了多少障碍。现实中，很多精神障碍或神经发育差异者面临的是：极度不友好的职场环境，对“效率”和“合群”的高度要求，对“不同”的低容忍度；几乎为零的系统性支持，职业康复、过渡性就业、合理便利等机制的缺失；以及社交层面的排斥，对任何“异常”表现的快速标签化和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将无法“回归”归因于个体的“不努力”，实际上是一种责任的转嫁，让社会得以逃避自身在无障碍建设方面的责任，同时将失败的代价完全由个体承担。

某些精神疾病或神经发育差异具有相当强的生理基础：比如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的神经系统可能导致基础能耗极高，使得一个人即使完成日常的基本自理都需要消耗巨大的意志力。又比如，某些认知功能的差异可能使得一个人在处理复杂社交信息时面临实质性的困难，这并非简单的“多尝试就能克服”的问题，而是需要特殊的教学/支持和练习方法（但这个成本谁来承担呢？）。对于一些重症者来说，“活着”本身，维持生命、保持基本的卫生和进食，就已经是一项巨大的成就。要求他们在完成这项基本任务的同时，还要展示出符合社会期待的“功能”和“进步”是一种残忍的期待错位。

在上述这个语境下，“康复”的意义因此被重新定义，它不再仅仅意味着个体的痛苦减轻，而意味着个体能够重新作为一个“有用”的部件投入社会运转。在这种逻辑下，那些无法恢复“生产功能”的人就面临着一种身份危机：他们不仅仅是“病人”，还隐隐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道德违规者”，因为他们没有尽到“变得有用”的义务。这种逻辑的极端形式是：只有“有用”的生命才被视为完全正当的生命；仅仅为了“存在”而存在，是一种需要被质疑乃至否定的状态。效率的逻辑正在不断从个人权益和自由的领域窃取空间，而某种可以称之为“无条件的慈悲”的东西——即对生命本身的尊重，而非对生命“有用性”的评估，正在被边缘化乃至抛弃。

6 外壳下的极端化 link

如果说前面讨论的那些现象，“抵制精神疾病时尚化”“保护真正的患者”“你不够重”，至少还包裹着一层看起来像道理的外壳，那么网络上还存在一些更赤裸的案例。比如曾经存在名为“正宗大肥猪”的网络社区，专门用于嘲讽那些BMI较高、却敢于穿着衣服跳舞或展示自己的人。在这里，连“维护健康”或“反对美化肥胖”这样的修辞外壳都懒得要了，直接就是：我看你不顺眼，我要骂你。这个案例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了当所有“正当性外壳”都被剥去之后，裸露出来的是什么。 面对这种现象，我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困扰。从某种极端自由主义的角度讲，一个人确实有权对任何事情感到不适，甚至有权表达这种不适。但“感到不适”和“专门建一个社区去组织性地攻击”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我不喜欢，我走开”，后者是“我不喜欢，你不许存在”。互联网提供了有史以来最便捷的工具：不想看某个内容，一秒钟就可以让它从你的世界消失。拉黑、屏蔽、取消关注，这些功能都是免费的、即时的、高效的。但那些在“正宗大肥猪”之类的社区活跃的人，显然没有使用这些功能。他们选择留在那里，持续地看，持续地愤怒，持续地攻击。这说明“不适感”本身可能不是他们真正要处理的东西，攻击本身才是目的，那种“我们一起骂一个人”带来的集体快感、道德确认感，以及在一个小圈子里获得认同的归属感，这些才是真正的收益。被攻击的对象是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攻击这个行为本身所提供的心理报酬。

这类事的起点是一个具有合理性的关切：疾病的严肃性应该被尊重。中途经过了一系列的概念位移：从“维护严肃性”到“审查资格”，从“保护重症者”到“封堵发声者”，从“反对时尚化”到“反对一切展示”。终点则是彻底抛弃了所有的修辞外壳，只剩下赤裸的攻击欲望。这条轨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最初的关切本身是错误的。但它是一种提示：任何一种批评性的话语，一旦进入社会传播，都可能被挪用、扭曲，最终服务于与其初衷完全不同的目的。

7 保持精算：一个可能的出路 link

“管好你自己”这句话，在日常语境中往往带有强烈拒绝的意味。但如果从认知资源配置的角度重新审视，会有新的视角：在一个人们普遍“精算失灵”的环境中，将大量的注意力和道德关切投向那些实际影响有限的“小问题”，而对真正的结构性困境保持距离，“管好你自己”意味着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将有限的认知和情感能量从“纠正他人”的徒劳中撤出，转而投入到“构建自身”和“处理真实问题”中。这是一种边界意识。它承认：我无法改变他人的生活方式选择，我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他人内在的真实状况。我能做的，是处理好自己的事务，以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那些真正需要系统性支持的人贡献一份力量。 与那种“越大越安心”的集体主义倾向相对的，是另一种可能的社会组织方式：基于契约和共识的小型社群。在这种模式下，人们不再被要求符合一个统一的、大规模的规范，而是可以在不同的小型社群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每个社群可能有自己的交互协议，但这种协议是基于内部协商而非外部强制的。这种模式的潜在优势在于它允许多样性的存在。一个在“主流社会”中被视为“功能不足”的人，可能在某个特定的小社群中找到自己可以贡献价值的方式。它也鼓励诚实，因为社群规模小，人们彼此可见，那种“躲在人群中进行匿名攻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当然这种模式也面临挑战。来自外部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更大的系统可能不允许过多的“自组织”存在。但更隐秘的阻力可能来自内部：那些“戒不掉集体快感”的人。正如前面分析的，大集体提供了一种心理报酬：责任的稀释、归属的安全，以及“站在正确一边”的确认感。放弃这些报酬，进入一个规模更小、因此也更需要个人承担责任的社群，对很多人来说是困难的。此外，还有一种心理上的不适需要被克服：失去大集体荫蔽之后的凉意，人需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孤独、但也更真实的自己。

如果要回到“精算”这个比喻，那么真正的精算可能是这样的：算清边界，哪些是我能够改变的，哪些是我无法改变的，哪些是值得投入精力的，哪些只是消耗性的内耗；算准幸福，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体来说，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好的，这个答案不必符合任何外部的标准模板；承认复杂性，一个戴着胸针上街的人，可能是在“蹭标签”，也可能是在进行真实的自我保护，可能是在逃避责任，也可能是在用尽全力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在没有足够信息的情况下，保持判断的谦逊，可能比快速的道德定性更为明智。

本文首发: Admin小红书
首发时间：2026-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