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Z丨“神经多样性-Lite”叙事，抛弃了什么？

作者：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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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构：

1. 引言：更具传播效力的叙事？
2. 问题提出
3. 异质性
4. 商品化逻辑
5. 残障正义
6. 分类的作用
7. Reclaim夺回

引言：更具传播效力的叙事？ link

在当下的神经多样性讨论中，有倡导者呼吁推动“更具传播效力”的神经多样性叙事：

• 鉴于“残障”“特殊儿童”等词汇携带的历史污名过重，阻碍了公众接纳与合作，因此应当在传播中将其剔除；
• 只讨论神经多样性事实层面的温和论调更有利于传播与合作——“所有人都是神经多样性的一部分”，因此神经多样性运动应当淡化差异、强调共性，避免让人觉得在“讨要特权”或“搞特殊”。 通过去类别来换取社会的低阻力接纳，这听起来的确很吸引人，似乎是一条现实阻力更小的道路。

但这抛出了一个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为了避免污名、为了“便于传播”，是否应该在神经多样性概念的传播过程中回避、消除甚至掩盖“残障”的存在？

问题提出 link

既然“残障”“特殊儿童”等词汇承载着污名，而偏离典型的群体确实遭受着结构性障碍，那么在神经多样性运动中，是否应该为了大众的“观感”而自我审查：

• 是否应当回避那些描述偏离典型发展轨迹、暗示“特殊性”的词汇？
• 是否应止步于“人人都不同”这一神经多样性事实，而对“残障”、“特殊”、“殊异”、“非典型”、“少数”讳莫如深？
• 为避免被视为“建墙”或“搞特殊”，是否要放弃区分不同支持需求的群体？
• 是否应让神经多样性变成一种完全去政治化的“个人气质”概念？
• 是否应当只推崇那些不仅无害、甚至能创造惊人经济价值的“天才”代表这个群体？

这些问题是传播策略问题，背后也是：

异质性 link

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是，神经多样性运动内部远非同质。不同的群体面对同一个“去标签化”问题，承担了完全不同的社会风险。

在支持体系仍然薄弱的现实下：

• 障碍程度较轻的群体，更容易被推向典型方向，倾向于采用更易被主流接受的叙事，以避免被贴上污名化的标签；
• 高支持需求、沟通受限、伴随多重障碍的群体，却必须依赖清晰可识别的分类才能获得基本资源。

这种差异带来一个可理解、但必须被指出的现象：
正是在这种不对称的结构中，Neurodiversity Lite的吸引力得以出现——
通过强调“优势”、拒绝“残障”，可以减少部分神经殊异群体遭受的社会惩罚。然而，障碍更多的群体可能在结构上无法承受这种淡化所带来的后果。

障碍较少的群体受到污名化的影响，呼吁抛弃特殊和残障的描述，从而争取更广泛的接纳与支持，这个选择完全可以理解。然而，有必要思考，这种避免污名的方法是否会固化障碍较多群体遭遇的结构性不平等。

那么，“更好的传播”是什么？如果这种传播可能牺牲更需要支持的群体，它还是“更好”的传播吗？

商品化逻辑 link

“更好的传播”，通常指能在主流社会与生产力叙事中更容易被“买单”的传播方式：

• 神经多样性被打造成一个“品牌”，要迎合流量喜好地传播——有趣且无害，才能得到看见和接纳；
• 优势化叙事受到推崇，正因为它能将某些特征呈现为“值得投资的能力”（参见Chapman提出的“神经撒切尔主义”）。

但这种传播方式与支持体系的需求存在错位：

• 那些难以被商品化的能力、无法转化成“生产优势”的特征将被进一步边缘化和隐形；
• 复杂支持需求与低可见度障碍将被进一步压低；
• 隐性能力阶层在ND群体内部将被重新固化。

如果“神经多样性”口号成为流行文化，但这种口号避免讨论甚至不承认特殊和障碍的存在，那它还能支持到有障群体吗？
如果“神经多样性”只是一场关于“每个人都独特且精彩”的自我庆典，那些真正需要支持的个体要去哪里？
如果不能转换成经济价值，人和正义还应该存在吗？

这是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

残障正义 link

神经多样性不只是一种差异理论，而且是一项正义事业。残障正义（Berne，未注明⽇期；Sins Invalid，2015）的核心是：
把资源、政策、注意力优先给到最被边缘化、最被排除、最难被看见的人，受到系统性障碍影响最深的群体可以成为真正变革的核心。

推动残障正义，将惠及所有人：

• 为轮椅使用者建立坡道，最终成为了行李箱和婴儿车使用者的通用设施；
• 满足非口语或少口语学生需求的教育系统，也会让所有学生获益；
• ——满足高支持需求者的制度设计，最终能使每个人受益。

拒斥“残障”、只强调无害化差异的神经多样性立场被一些倡导者称为“Neurodiversity-Lite”（如Neumeier，2018；Dwyer，2025）。

Neurodiversity-Lite避免讨论残障权利与正义，省略了对健全主义与能力主义的批判。
它实际上试图描述：只要足够像NT，或者足够有用，就可以被接纳。
这种立场本质上排斥了有障群体，拒绝了真正的结构性变革，最终只会变成另一种包装过的正常化和能力主义。

分类的作用 link

“残障” “特殊儿童”等词汇受到强烈的污名化，分类也不够科学与合理，但它们在当下的行政体系下可以作为换取支持的钥匙：
标签触发法律义务、触发公共政策、触发资源分配。

取消分类并不会直接换来实际的支持。

当然，在一个Chapman所言的Empire of Normality里，任何不是为主流量身定做的支持，都容易被误解为“特权”。
然而，争取合理便利（accommodations）绝不是“讨要特权” “营造对立”，而是争取去除结构性的偏见。
即使看起来“不像传统disability”的ADHD群体，有时也会需要合理便利，例如考试延时、单独考场和工作场所便利措施。

描述障碍和差异并不是增加“污名”，而是为了争取切实的支持。
承认不同不是为了制造壁垒，而是为了让合作、理解与平等对话成为可能。

实际上，作为研究范式的神经多样性方法长期存在一种张力：
“神经多样性”本身暗示连续的谱系分布，但离散的类别式诊断（例如ASD、ADHD）也在实践中广泛存在，而且受到许多倡导者的认可。
障碍的类别无疑具有社会建构性，但分类仍然有不可替代的实用性，包括在科学研究、社群凝聚、行动动员与获取支持等方面的现实意义。实际上，分类仍然可以与与神经多样性方法的维度特性高度兼容。（Dwyer, 2022）

描述障碍和差异并不是为了增加“污名”，而是为了确证需求。
承认不同不是为了制造壁垒，而是为了让合作、理解与平等对话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

Reclaim夺回 link

有时，不必因为词汇被污名化而抛弃词汇，重新夺回（Reclaim）它们是完全可能的。
Crip Theory（McRuer，2006）的发展，就展示了被贬损的词汇（传统带贬义的“cripple”）如何被夺回和转义（被重新定义的“crip”），成为心理与行动力量。

定义“不同”和“残障”的词汇同理。它们本可以、仍可以从污名化的历史中转向自身赋权，甚至成为双方理解与合作的基础。

地图上的线条不是在“建墙”，而是在告诉读图者地形如何；
如果不敢画出不同区域的地形，将无法规划任何通往彼此的道路。描述差异，也可以是拆墙的第一步。

结语 link

在为了传播效果放弃“残障”等词汇、转向Neurodiversity Lite叙事时，被抛弃的不仅仅是几个语词，同时可能是：

• 放弃了“不‘正常’可以存在”的可能性；
• 放弃了神经多样性运动对结构性变革的诉求；
• 让高需求、多重障碍、低可见度群体进一步被排除在可见性与支持体系之外；

也就是说，这抛弃了神经多样性本来的愿景：

差异共存，而不是掩盖、忽视、回避差异。

差异本身不是壁垒，对差异的恐惧和排斥才是。当双方把差异视为中性事实而非敌意，合作才可能真正发生。

延伸阅读： link

1. Dwyer, P. (2022). The neurodiversity approach (es): What are they and what do they mean for researchers?. Human development, 66(2), 73-92.
   中文译文：脑脑空间Neurobridge译本 Dwyer 2022
2. Dwyer, P., Gurba, A. N., Kapp, S. K., Kilgallon, E., Hersh, L. H., Chang, D. S., … & Gillespie-Lynch, K. (2025). Community views of neurodiversity, models of disability and autism intervention: Mixed methods reveal shared goals and key tensions. Autism, 29(9), 2297-2314.
3. Srinivasan, H. (2025). Neurodiversity 2.0-Harnessing cross-disciplinary disability insights. Research in Autism, 127, 202652.
4. Shain M. Neumeier. (2018)‘To Siri With Love’ and the Problem With Neurodiversity Lite

本文首发: 脑脑空间NeuroBridge微信公众号
首发时间：2025-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