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道诚丨把经历变成知识、回声和勇气
作者：横道诚、bamboo、小呆、西瓜、NeuroBridge 社群成员
（约12000字，阅读约需24分钟，读屏软件约需40分钟）
内容结构：
- 前言
- 受访者简介
- 一、当事者研究
- 二、自助团体／当事者活动的组织与实践
- 三、当事者性、经验与写作／研究
- 四、能力主义、优生思想与社会压力
- 五、语言、跨文化经历与性别
- 六、补充问答
- 七、自由讨论
前言
（作者：小呆）
“当事者"和"当事者研究"在华语地区仍是较为陌生的词语。在进入访谈之前，先对这些概念作一点简要说明。中文里的"当事者"通常指某一事件的直接相关者，但在日本的残障者运动与当事者研究脉络中，它还包含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谁有权解释一个人的经历、界定其需求，并决定其应当如何生活。
上野千鹤子与中西正司在《当事者主权》中，对日本残障者运动中长期使用的"当事者"话语进行了理论梳理。所谓"当事者主权”，是指本人在决定"我是谁"“我需要什么"时拥有优先决定权；国家、家庭、专家和支援者不能越过本人的意志，代替其定义生活。这里的"当事者"不是"患者"或"研究对象"的同义词，而是自身经历与需求的主体。
但"当事者"也不是一种与生俱来、固定且毫无争议的身份。谁能被称为当事者？家属和支援者是否也属于当事者？过度重视能够清楚表达自身需求的人，会不会遗漏发言较少、难以发声，以及拥有多重交叉经历的人？围绕这些问题，日本学界和社会运动内部一直存在讨论。
在这一前提下，当事者研究并不是研究者从外部观察、分析某个特定群体。它是处于某种境遇中的人将自己的经验外化，与伙伴共同提出问题、相互对照，并不断更新对自己与环境的理解。这个过程中可能产生可共享的认识，也可能保留那些尚未完成、难以命名或仍处于变化之中的经验。
本次访谈也基于这一理解，围绕当事者研究、自助团体、神经多样性、能力主义以及文化与教育空间等议题展开。
本次访谈面向 NeuroBridge 社群成员征集问题。西瓜负责联络受访者，bamboo 负责采访与传译，小呆负责会议组织与文字整理，横道诚老师进行最终内容的修订。
受访者简介：
横道诚（Yokomichi Makoto）是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准教授，专业领域为文学与当事者研究。2002年毕业于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之后进入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间环境学研究科，2004年获硕士学位，2022年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他原本以德国文学、民间传说与比较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40岁时确诊 ASD 与 ADHD，此后持续参与和运营自助团体。他把自己与伙伴的经历引入文学研究，并开始探讨"当事者批评”。按照他的说明，当事者批评可以被称为"后病迹学"（ポスト病跡学／Post-pathography）：不再由外部研究者借助疾病解释作家与作品，而是由当事者从自身的认知与生活经验出发，重新阅读文学。
横道诚著有约50本书，写作主题涉及神经发育障碍、宗教二世、依存症、德国文学、神话研究、村上春树等多个领域。代表作包括《みんな水の中》（暂译：《大家都在水中》）、《唯が行く！》（暂译：《唯出发了！》）、《「心のない人」は、どうやって人の心を理解しているか》（暂译：《“没有心的人"如何理解人心》）以及合著《「ほどよく」なんて生きられない》（暂译：《无法"恰到好处"地活着》）等。
一、当事者研究
西瓜：
和儿童、青少年共同开展当事者研究时，需要注意什么？例如，如果要在几个月的有限时间内，与作为自闭症谱系当事者的儿童或青少年共同研究，有哪些方面尤其需要留意？
此外，我理解当事者研究最初以生活中的"困难"为研究主题。不过，阅读向谷地先生的说明后，我发现研究主题似乎也包含"成功经验”。
如果孩子研究自己的想象世界（paracosm），这可以成为当事者研究的主题吗？还是说，当事者研究必须聚焦人的"困难"，与大家共同研究困难才算真正的当事者研究？
横道诚：
我认为有三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不要把"在期限内完成研究"设为目标。当事者研究本来就是开放式的；如果急着得出结论，孩子很容易迎合成人的期待，给出"优等生式"的回答。 第二，不要强迫参与者把经历语言化，应准备多种表达路径，例如身体动作、绘画，或允许他们借助喜欢的角色进行表达。 第三，成人需要离开单向"支援者"的位置，让孩子成为"研究负责人"，成人成为"共同研究者"。
当事者研究的主题不必局限于"困难"。只要参与者能够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外化，并与伙伴共同探索，快乐的事情或想象世界也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不过，想象世界往往为孩子提供一个躲避感官上令人痛苦的外部世界、建立自身秩序的空间，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可能成为一种经由迂回路径展开的"困难研究"。人们想通过当事者研究探索的对象，多数情况下仍会与某种"困难"有关。
bamboo、睿睿：
应当如何理解当事者研究中的"当事者"与"研究"之间的关系？
横道诚：
在当事者研究中，“进行研究的我"和"被研究的我"是同一个人，这与近代科学将主体和客体分开的思路不同。不过，以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有着悠久的自我观察传统，如今，自我民族志这一方法也受到国际关注。关键在于与伙伴共同研究。独自进行时，内省篇幅会比较大，研究也容易停留在日记层面；在伙伴面前外化经验并获得回应，个人经验才会逐渐转化为可共享的知识。
kiki：
当事者研究目前在日本学术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横道诚：
如今的当事者研究处在三条脉络的交汇点：
第一，是始于浦河 Bethel 之家（浦河べてるの家）的实践；
第二，是与障碍学、质性心理学、认知科学、现象学等相连的学术研究；
第三，是像我所做的那样，与文学、艺术结合的方法。日本医学书院的"ケアをひらく”（暂译：“走进照护”）系列及其编辑白石正明，在这些脉络得以展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事者研究如今能够获得研究资助，学术期刊会设置相关专题，也有年轻人在大学院中研究这一领域，看起来正从边缘性的实践逐渐走向学术中心。不过，制度化一方面赋予当事者知识以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只让符合学术规范的当事者被看见，并形成新的筛选。我希望承担一种位于边界上的角色，在大学与自助团体现场之间进行双向翻译。
kiki：
在学术研究中，“自己研究自己"经常因客观性问题受到质疑。您会给希望从当事者视角开展研究的年轻研究者哪些建议？
横道诚：
没有人能够拥有完全中立的视角。所有研究者都会受到自己相信的理论和所处位置的限制。自我民族志与当事者研究不隐藏研究中的主观性，而是将其作为方法加以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而更加诚实。
当事者研究中的客观化装置是"伙伴”。在自助团体中将经验外化并获得回应，相当于一种同行评议。即使是 N＝1 的个体经验，通过与其他经验相互对照，也能获得"主体间"的效度。
我想给年轻研究者三点建议：
①把当事者性理解为进入经验的权限，而不是偏见；
②冷静认识当事者性的局限，充分学习并运用既有研究与方法论；
③不要让研究伤害自己，要在"作为研究者的自己"和"作为当事者的自己"之间来回移动，并调节二者的距离。
二、自助团体／当事者活动的组织与实践
西瓜：
在当事者研究的场合中，您如何在有限时间内调整讨论的走向？为了保护参与者能够安心发言的氛围，您会特别注意哪些事情？
横道诚：
活动开始时，我会说明当天的流程和结束时间，并告知"每个主题最多15分钟"等参考标准。看不见结束时间会给神经发育障碍者带来很强的压力，因此，对时间有明确预期本身就能带来安全感。
京都的团体设有九条基本规则：
①"从自己出发，与伙伴共同面对"；
②不是诊疗或心理咨询，而是平等对话；
③倾听；
④保密；
⑤可以自由进出；
⑥善待自己和他人；
⑦不否定他人；
⑧不说教；
⑨提出建议时保持克制，避免给他人造成压力。
“从自己出发，与伙伴共同面对"并非个人责任论，而是既不逃避自己的课题，也在需要时毫无顾虑地借助伙伴的力量。 “平等对话"是同伴支持的基础。神经发育障碍者往往不擅长倾听他人，但通过"倾听"也能获得很多线索。 关于"保密”，我会说明：个人信息不能被带到团体外作为闲谈，也不能随意发布到社交媒体；当然，在这里获得的一般性信息和知识可以继续使用。 当事者容易疲惫，因此"可以自由进出”，无需请求许可。 “善待自己和他人"“不否定他人"“不说教”，属于自我肯定式沟通（assertive communication），也就是尽量采取一种对自己和对方都更合适、互惠的表达方式。 “建议"很容易形成类似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上司与下属之间的权力差，引发心理抗拒。因此，建议需要像"从下方向对方递出"一样，以低压而克制的方式表达。我运营十种团体，这九条规则主要是京都团体的例子。
西瓜：
您的自助团体中是否有低口语（low-verbal，也就是口语较少）的参与者？如果这类参与者加入，通常会采用哪些交流方式？在线下选择场地时，还会注意哪些事情？
横道诚：
我运营的十种自助团体中，有八种在线上举行。在线活动中，参与者可以通过文字聊天等非口语方式参与。
京都的两个线下团体，前半段由全体参与者共同开展当事者研究，后半段再分成小组进行主题讨论。这样既为更适应多人、类似研究会形式的人，也为更适应少人数、类似茶话会形式的人提供选择。
选择场地时，最重要的是距离车站是否方便，以及使用费用。光线、声音等感官环境对我们同样意义重大；一般来说，相较老旧设施，较新的设施更少带来照明和声音方面的"困难”。京都团体每人收取300日元参加费，多数时候会有少量结余，偶尔也会亏损。线上活动免费，考虑到 Zoom 的月费，实际上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费用问题直接关系到团体能否持续运营。
西瓜：
许多 ASD 当事者在多人讨论时，不知道应当什么时候发言。您在运营自助团体的过程中，有哪些协调发言顺序的做法？
横道诚：
不知道发言时机也是我自己的困难，因此我很理解无法开口的人。主持时，我会反复向参与者询问：“有人想发言吗？““向咨询者提问也可以。““提出与我相反的意见也完全没问题。”
神经发育障碍者之间之所以常被认为"沟通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经常需要和差异很大的神经典型者交流。如果让神经发育障碍者之间先自由相处一段时间，他们也能够跟彼此沟通。当事者研究会使用白板，把讨论要点写出来；对于经常不擅长听取口头信息的我们来说，会有很多好处。即使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主持者也不要慌张。这需要通过不断累积经验。
西瓜：
您是怎样建立自己的自助团体的？我也想在住处附近的咖啡馆建立一个当事者研究小组，让神经少数者分享生活经历、日常困难与自身需求，同时也允许非残障人士参与并加深理解。真正开始运营前，需要考虑哪些事情？
横道诚：
我参观了许多自助团体，把不同的组织者既当作榜样，也当作反面教材。我还阅读了大量有关自助团体、当事者研究和开放式对话的书籍与论文，探索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语言空间。
在日本，建立一般性的自助团体不需要资格或许可，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和活动发布网站招募。不过，需要认真制定前面提到的基本规则；出现问题时，不仅要冷静应对，也要有持续复盘基本规则和自己的表达方式，并对它们进行更新的准备。
许多当事者有很强的完美主义与明确偏好，因此，亲手建立适合自己的空间并妥善运营，也许是最好的路径。我几乎每次都会鼓动参与者：“你们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团体吧。“对我而言，自助团体也是一间"语言的炼金室”。能够建构理想的语言空间，会让我作为文学研究者感到兴奋。
自助团体负有保密义务，因此我不会擅自公开团体中谈过的内容。不过，我曾多次另行邀请在团体中认识的人接受个人访谈，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将其收入论文或书籍。自助团体中讲述的个人史，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提示：这一说明仅限日本语境。在中国开展公开线下活动、涉及未成年人或将团体经历用于研究与发表时，需要另行核查场地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监护人同意和研究伦理等要求。
三、当事者性、经验与写作／研究
kiki：
您在40岁以后开始当事者研究。回看此前作为研究者的人生，有没有一些困难是在确诊后才意识到"原来当时是这个原因”？确诊前后，研究方式和视角发生了哪些变化？
横道诚：
我重新理解的事情多到数不清。例如，我曾在学会和聚餐中不断勉强自己，最后耗竭；与同事协作或处理行政事务不顺利时，也会忽略自己的疲劳和不适，认为只是自己不够努力，并不断自我否定。这些问题都是在确诊后才逐渐意识到的。
医学诊断、心理支持，以及自助团体等当事者活动，为我提供了一本重新阅读过去人生的指南。我开始能够把原本视为性格或人格缺陷的部分，重新理解为中性的"特性”；也不再以个人责任结束解释，而是能够把问题理解为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匹配。
在研究活动方面，我以自己的认知特征为前提，重新设计了工作方式：抑制过度专注、保持稳定节奏，并尽量避免多任务处理。研究对象也不再只限于历史上知名作者的文学作品，我开始把自己与伙伴的经验世界作为研究对象。
用文献学作比喻的话，过去的我读不懂"自己这篇文章”。通过诊断、支持与当事者活动，我得到了优秀的注释，终于能够解读"作为当事者的自己"这篇难懂的文本。当事者之间的叙述，像我曾经研究的先锋文学一样，虽然解读有难度，但又令人兴奋；又像民间传说一样，充满了荒诞却极其强烈的事件。
小呆：
在大学授课时，学生怎样看待您的 ASD 与 ADHD 特性？过去通常是教师从自己的视角观察学生；作为公开自身当事者身份并开展相关活动的研究者，您又怎样反过来看学生与教育环境？您会在大学内组织当事者活动吗？
横道诚：
对日本年轻一代而言，“神经发育障碍"已经是经常出现在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中的熟悉词语，学生通常会平静地接受。教师进行自我披露后，学生也更容易谈论自己的情况。我想，“即使是神经发育障碍者，也可以成为大学教师"这一事实，会给年轻人带来勇气。
以当事者的视角观察大学，会发现这里充满模糊的指示、只通过口头传达的信息，教室的声学与照明也往往毫不顾及感官差异，许多制度都把神经典型作为默认标准。在课堂上，我会写明指示，并允许多种参与方式。这既是对学生的照顾，也是把一种我自己为了生存本来就需要的设计带进课堂。
我没有在大学内固定开展当事者活动或自助团体会议。不过，有学生参加我在校外举办的自助团体，也有学生在大学里为我策划讲座。我觉得对神经发育障碍者友好、也对神经典型者友好的设计，在管理与运营层面更容易获得理解，因此值得认真研究——凡是我作为当事者感到存在障碍的地方，很可能也有某位学生感到相同的障碍。
小呆：
您为什么会想到通过文学这一媒介表达与 ASD 有关的问题？例如，您曾通过共同阅读小说讨论双重共情问题（DEP）。在借助文学、艺术或建筑等不同媒介"翻译"精神医学和心理学议题时，需要注意什么？
横道诚：
确诊之后，我感到医学、心理学与社会福祉领域的话语，和我从内部实际生活着的经验之间存在很深的鸿沟。也许因为我熟悉文学与艺术，才更容易察觉这样的事情存在。与此同时，我直觉认为，文学与艺术恰好能够填补这条鸿沟。文学中的隐喻、节奏与叙事，是人类为了传递那些被诊断标准遗漏的、独一无二的感质（qualia，在哲学中指代主观体验的质感，即"体验某事是什么感觉”）而长期磨练的智慧。
我通过共同阅读小说讨论"双重共情问题"的研究，是借助文学重新理解不同认知世界之间为何发生翻译失败的尝试。双重共情问题批判"自闭症谱系当事者缺乏共情"的传统看法，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神经发育障碍者与神经典型者这两个不同认知世界之间相互翻译失败。通过研究当事者如何以文学为媒介产生共情，我也希望反驳"自闭症谱系者缺乏对他人的想象力"这一刻板印象。
把精神医学或临床心理学的问题翻译成文学与艺术的语言时，我会想到瓦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本雅明的主张非常激进：翻译的重要之处，不只是传递原文的意义，更要让原文的质感在另一种语言中发出回响。即使"质感比意义更重要"是一种极端说法，只要意义能够传达、质感就无所谓，这种想法也一定是错误的。
小呆：
您如何持续完成如此大量的写作？这是否与失眠、抑郁等精神状态有关？平时您会怎样开始写作，并组织文章结构？例如，有人会先列出大纲再依次写作，也有人先写下零散内容、展开想象，最后再把它们收束起来。您的方式更接近哪一种？
横道诚：
近五年我出版了约45本书，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躺着写的。即使不写作，我在家里也几乎总是躺着，在研究室里也经常躺着。通常人们把"横道诚"这种生物归类为智人，但根据近年来的研究，这似乎是一种错误学说；实际上，我可能属于北海狮或海豹一类。ASD人士通常躯干力量较弱，ADHD 人士也很难一直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通过当事者研究，我发现原来人生完全可以"不坐着”。
我认为我的状况与失眠和抑郁有关。我曾长期受到这些问题困扰，也因此成为依存症者。对我而言，写作是一种减少伤害的方法与自我治疗：把对酒精、甜食、性行为等伤害较大的依存行为，转移到伤害较小的活动上。“依存症的自我治疗假说"认为，依存行为并不只是个人散漫，可能是因为Ta正在试图缓解痛苦。通过写作，我获得了一种相对安全的依存方式，并借此进行自我治疗。
至于写作方式，我会趁大脑最清醒的早晨写3000～4000字。只要每天认真写，一个月就能形成一本商业出版书籍的篇幅。完成当天的写作后，我会为下一本书做笔记，并通过阅读、影像与音乐欣赏等方式储存信息与感受。
小呆：
您为什么选择大学教师作为职业？除了运营自助团体、授课和写作，今后还有哪些想要尝试的工作或合作？
横道诚：
最初的起点，是我非常喜欢小学暑假的"自由研究”（注：日本中小学常见的暑假自主探究作业），并"希望一辈子都能像这样做研究”。我小时候很喜欢昆虫，因此把亨利·法布尔视为榜样。法布尔没有在大学任职，而是一边在中学和高中教授理科，一边作为独立研究者继续研究昆虫。如今，我通过自助团体活动和跨学科研究，实现了童年时期对自由研究生活的向往。
顺带一提，我选择大学教师，并不是因为想成为教育者。我也曾是一个掉队的"问题儿童”，还是喜欢漫画、动画和游戏的御宅少年；由于这些爱好经常被教师视为"眼中钉”，我一度认为教育工作者都是我的敌人。最初我也很不擅长授课，但发现有学生会对我认真研究的内容产生兴趣，因此我逐渐也开始喜欢教育。
在日本，大学教师不需要教师资格证。因此，我们即使是研究方面的专业人士，在教育方面也可能只是业余者。大学教师群体有许多人不擅长授课，因为从制度上说，确实是在由没有受过完整训练的人在进行教学。相比之下，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师在学生时期已经学习了教育课程，进行教育实习、取得教师资格证，并通过教师招聘考试，他们是真正的专业人士。大学教师应当发自内心地尊敬他们。
我每年运营自助团体约100次，七年累计约700次，其中也大量转用了自己作为大学研究者获得的技术。参与者常说，我主持的团体"很像大学研讨课"。
至于今后想尝试的事情，最近像各位这样来自海外的当事者兼研究者越来越多地与我联系，因此我很期待开展跨越国境的新合作。
kiki：
您在美术馆、音乐厅或文化活动中，是否会因感官特性感到困难或不适？这些文化空间在设计上最容易忽略什么，又有哪些地方尤其需要为神经发育障碍者改善？
横道诚：
我容易受到光线和声音影响，但最困难的是必须忍住抖腿，连续坐上几个小时。我会中途离开会场，在走廊里做伸展动作，或者去卫生间洗脸，以维持稳定状态。
我认为有三个需要改善的方面：
①像海外逐渐推广的感官友好（sensory-friendly）时段那样，调整照明与音响；
②培养一种不把中途离场和重新入场视为失礼的文化；
③在网站上提前公布场地的光线、声音、座位、进出方式等与残障当事者有关的信息。
我自己也无法判断，抖腿究竟来自ASD的"重复行为"、ADHD 的冲动性，还是类似 PTSD 的创伤症状。我觉得它大概与这些因素都有关系。初中时，同学把我的抖腿称为"横道引发的地震"。
睿睿：
在教育环境和教育制度中，有哪些可以面向 ASD 当事者提供的设计或制度建议？
横道诚：
原则上，我希望教育环境能够从面向个人的特殊支援，转向环境的通用设计。个别合理便利通常只面向已有诊断的人，也把提出申请的负担交给本人。相比之下，改变标准环境，不仅对尚未确诊的当事者有帮助，也会使神经典型者受益。
具体做法包括：把指示文字化、视觉化；不只依赖口头通知；提前告知日程变化；允许选择照明、声音和座位；允许包括线上参与在内的多种参与方式。这些做法也与我所运营的自助团体相通。自助团体可以成为理想社会环境的雏形。
四、能力主义、优生思想与社会压力
alex：
您如何理解优生思想，以及它与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压力之间的关系？
横道诚：
这是关于横道诚／すぷりんと合著的《優生思想・反出生主義を支持する障害者たち──発達障害者から見たこの世界》（国书刊行会）的问题。
仅仅把优生思想和反出生主义批判为"错误思想"，远远不够。被这些思想吸引的当事者会说：“不应该把我这样低劣的能力遗传给孩子。““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如没有出生。“这说明他们经历了极其艰难的人生。社会用"生产力"衡量人的价值，把"独立"和"不麻烦别人"视为理所当然；当事者受到能力主义与个人责任论的压力挤压，往往只能内化这些价值观。
要抵抗优生思想，除了批判思想本身，还必须在现实中创造不以能力和生产力为条件、仍然能够肯定人的空间。在自助团体中，失败与创伤经验可以成为共享的知识资源；通过"我也有过！““我懂，我懂！“这样的共鸣，参与者能够暂时摆脱孤独，并恢复生活的力量。
例如，一位参与者谈起失败或创伤时，Ta可能认为自己的人生"毫无价值”，其他参与者却会产生共鸣，并感谢对方愿意讲述，于是这段经验真正产生了价值。当事者无法经历多数人的人生，因此会在孤独中感到煎熬；在聚集了少数群体的自助团体里，他们至少能够在那一刻暂时摆脱"作为社会少数"的处境。这种恢复，可能成为摆脱优生思想与反出生主义"诅咒"的契机。
bamboo：
您在学界和出版界保持很高的写作量与活动量。您是否觉得，这也与能力主义价值观及其阴影有关？
横道诚：
坦率地说，我认为确实有关。我的工作量是自身特性带来的结果，但"通过业绩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这一防御反应也曾是我的动力之一，这就是其中的"阴影”。不过，更大的驱动力仍是工作本身能够带来快感。
29岁进入大学工作后，我经历了抑郁状态、酒精依赖与失眠障碍，三十多岁的大部分时间都像处在黑暗时期。从取得硕士学位到取得博士学位，我花了18年。我经常出现大量输入错误，并长期感叹"自己写不出正常的文章”，也许很符合 ADHD 的特点。通过当事者研究，我加深了自我理解，也获得了观察社会的视角。社会上有关自助团体的书很少；当我找到把当事者研究与文学、艺术结合起来的独特方法后，工作开始爆发式推进。沉浸在真正快乐的事情中，也是一种应对方式：它能够安抚我来自过去的创伤、来自现在的压力，以及对未来的焦虑。
五、语言、跨文化经历与性别
西瓜：
您在书中写到，年轻时曾在德语区和许多国家旅行。与使用日语相比，使用外语表达自己的需求时，哪些地方更轻松，哪些地方更困难？
横道诚：
两方面都有。日语的词汇层次复杂，敬语繁琐，也有大量迂回表达。使用外语时，对方知道我不是母语者，因此会允许我更加明确、简单、直接地说话。也就是说，在使用外语的场景里，世界反而会适应我的认知特征。
另一方面，听和说外语本身就是一道门槛。办理政府手续很麻烦，我原本就不擅长打电话，使用外语时更加困难；在身体不适、丢失房间钥匙等必须紧急说明情况的场景中，也会产生强烈的无力感。不过，访问近五十个国家的经历，为我后来接受"残障的社会模式"打下了基础：我认为沟通困难与其说是个人缺陷，不如说是个人与环境发生摩擦的结果。
学习多种外语，也帮助我整理自己使用的日语词汇和句法，我的日语能力因此得到显著改善。德国文豪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曾说：“不了解外语的人，也不了解自己的母语。“我认为这是真理。我在十多年前学习过中文，也经历了不少愉快的事情，但直到现在，我仍然几乎听不懂中文会话。
西瓜：
日语中有大量与性别相连的词汇和表达。在日本性少数群体中，是否存在选择较为中性、不强调性别的语言的倾向？是否有相关书籍、漫画或动画可以推荐？
横道诚：
日语中嵌入了性别规范。只是第一人称就有"私、僕、俺、あたし、うち"等多种形式，句尾和说话方式也带有性别与年龄标记。
例如，男孩使用「あたし」、女性使用「俺」、男性说「そうなのよ」、少女说「もう行こうぜ」，在日本人听来都会非常奇怪。根据说话者的性别和年龄，这些表达可能被评价为不自然、粗暴、幼稚，甚至"变态”。日语仿佛要求人们每次开口时都申报自己的性别。
性少数群体，尤其是非二元性别者，会尝试使用相对中性的"自分"或"私”，并避免性别色彩强烈的句尾。不过，维持完全中性的日语非常困难。例如，“私"在公共场合听起来可以是双性或中性的，但在私人场合往往更偏女性化。
以非二元性别为主题的漫画和动画正在逐渐增加，但目前仍然屈指可数。涉及性少数的作品，我想推荐的多到可以堆成一座山；如果只能选一部，我会推荐志村贵子的《放浪息子》（注：故事围绕想要成为女孩的年轻男生二鸟修一以及想要成为男孩的女同学高槻佳乃二人展开，涉及了性别认同、跨性别以及青春期等相关的一系列课题）。
六、补充问答
小呆：
您提到自己躺着写作，具体使用什么姿势和工具？
横道诚：
我会仰卧，把笔记本电脑打开，将下缘放在腹部，屈起膝盖支撑电脑中部，然后打字。有时也会用手机输入写作。我的博士论文《グリム兄弟とその学問的後継者たち──神話に魂を奪われて》（暂译：《格林兄弟及其学术继承者——被神话夺走灵魂的人们》），是我字数最多的一本书，其中大约一半是在躺着的姿势下用 iPhone 输入完成的。偶尔为了休息，我会坐起来。
年轻时，我读到一些作家站着写作的文章，也曾尝试过，但对我而言，站着写同样困难。
我推荐的生产方法是：“以你感到最舒服的姿势写作”。
西瓜：
研究并发表非常私密的幻想世界经历时，除使用化名并取得同意外，还应注意什么？
横道诚：
面向公众书写自助团体或当事者研究时，可以不使用真实发言，而是把经常出现的主题与母题组合起来，重新创作为无法识别个人的虚构文本。我在《唯が行く！》（暂译：《唯出发了！》）等多本书中采用了这种方式。
另一种方式，是彻底聚焦于自己。可以明确说明自己参加过自助团体或当事者研究，但把通过对话获得的理解写成"我自身的变化”，并删除一切可能识别其他参与者的信息。我的《みんな水の中》（暂译：《大家都在水中》）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如果认为他人的生活史具有公开价值，就需要重新与本人协商，取得其作为正式受访者的同意，并在共同讨论可公开个人信息范围的过程中完成稿件。如果希望将其作为学术成果发表，还需要经过所属大学的伦理审查等正式程序。
Alex：
当事者研究的理念，是否与良好社群的理念非常相似？
横道诚：
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在自助团体中开展当事者研究。传统上，人们经常强调自助团体是独立于一般社会的空间；但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是社会成员。他们在自助团体中改变人生观，把新的体验和关系方式带回社会，因此两者会重新产生连接。这样的变化也可能像把饮用水逐渐换成更新鲜的水一样，慢慢改变一般社会中的社群。
我也在新书『自助グループの哲学対話──孤独社会に必要なもうひとつのセーフティネット』（暂译：《自助团体的哲学对话——孤独社会所需的另一张安全网》）中讨论了：开展当事者研究的自助团体，可以成为一种理想社群。参与者把经验传播出去，并建立更多类似的社群，就有可能让社会变得更好。
七、自由讨论
以下内容发生在正式提纲问答结束后。由于并非由单一问题引出，按讨论主题整理。
中国的当事者活动与中日交流
横道先生指出，日本几乎不了解中国当事者的活动。中国的信息，特别是残障、精神疾病和当事者运动方面的信息较难传到日本，日本方面也缺少了解中国实践的机会。本次参与访谈的当事者与研究者可以通过持续发布活动信息、彼此建立联系，把中国、日本乃至亚洲其他地区的当事者研究和自助活动连接起来。
海外研究者对日本、韩国实践的调查
会谈中谈到了英国精神科医生 Narut Pakunwanich的访问。据横道先生介绍，他曾在日本停留约两个月，走访浦河 Bethel 之家（浦河べてるの家）、东京大学先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的当事者研究领域，以及横道先生开展活动的京都等地；之后又在韩国停留约一个月。他听说在日本发展起来的当事者研究也正在韩国发展，并形成新的实践和研究，因此前往当地调查。
浦河 Bethel 之家、向谷地生良与基督教
讨论中提到了浦河 Bethel 之家（浦河べてるの家）。横道先生认为，向谷地生良是一位人格极为出色、甚至可以称为"圣人般"的人。另一方面，横道先生的母亲是一个源自美国的邪教团体的信徒，因此他从小经历过作为"宗教二世"的困难。安倍晋三遇刺后，日本社会开始广泛关注家庭宗教被以本人不愿意的方式强加给儿童的"宗教二世"问题。横道先生由于童年经历，起初也对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浦河 Bethel 之家抱有抵触；后来他理解到，浦河 Bethel 之家与向谷地生良并不强迫信仰，宗教只是作为个人自愿选择的支撑而存在。讨论由此延伸到：不应把宗教、特定思想，或相信它们的人一概归入刻板印象；任何传统中都可能同时存在压迫性的面向和人格出色的人。
结语与署名
本稿中的中文书名均为便于阅读所作的暂译，并非官方译名。
内容修订：横道诚
受访者联络：西瓜
采访与传译：bamboo
会议组织与文字翻译整理：小呆
问题收集：NeuroBridge 社群成员
本文首发: 脑脑空间NeuroBridge微信公众号
首发时间：202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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