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 & 披垒

（约15000字，阅读约需30分钟，读屏软件约需50分钟）

内容结构：

  1. 从职能治疗到NGO再到个体咨询：一条职业路径的形成
  2. 在公立小学做第一个心理老师：系统内的争取与协作
  3. 动力学、个人体验与双重身份：既是来访也是咨询师
  4. 游戏治疗：进入孩子的世界，与ta的步调调谐
  5. 游泳、身体与水：在体验中学习，在游戏中成长
  6. “神经多元"作为统整：多重身份的交织与流动

本次访谈，张晓分享了从职能治疗师、NGO工作者、公立小学心理老师到个体执业咨询师的职业脉络，讨论了在咨询室内外理解ADHD孩子所需的多方协作，以及基于动力学、游戏治疗和女性主义疗法的多重经验，如何贴近另一个人的"现实”。

本文由原上篇《理解一个ADHD孩子，需要多少人？》（2026-7-14）和下篇《“原来你是这样感知世界的”：游戏治疗与关系调谐》（2026-7-16）合并而成。

01 从职能治疗到NGO再到个体咨询：一条职业路径的形成

张晓：

其实在公立小学之前我还有其他的经验。比如我在"深圳市学习困难关爱协会"（简称"学爱会"）待了两三年，做 NGO（非政府组织）的运营和对接。

学爱会很早就开始做学习困难、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ies, LD）方面的科普了。

张晓：

深圳的民间组织有一个比较便利的地方：深圳是特区，有特区立法的路径。不知道其他组织是怎样的，但当时我在学爱会的时候，它的一个长远目标就是推动融合教育立法。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目标目前还没有达成，但那时确实是大家在努力的目标，想看看能不能申请在特区法里纳入这部分内容，让这些孩子在学校里获得一些实际的帮助。

在 NGO 之前，我在深圳的一家港资机构做过类似"职能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又称"作业治疗"）的工作。

大概的脉络是：我先在机构做职能训练，发现单一的职能训练不能充分帮助相应群体，整体认知和社会环境还有待改变。然后我去了 NGO，又发现在社会层面工作会有一种无力感。比如，我们机构比较小，能影响的范围不够大，资金链也是一个问题。

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我去做个体的咨询工作，能更具体地帮到家庭和孩子？

从 NGO 出来以后，我开始专门接受心理咨询方面的培训，然后接个案。

再到疫情期间，机缘巧合，有人邀请我去一所公立小学做心理老师，我在那里做了两年左右，在公立小学的体制里体验了很多。而且，因为是特殊时期，我也看到了更多不同的部分。

疫情期间我还在精神卫生中心上过危机干预热线的夜班。

张晓：

对，一整晚，通常两个人一起值班。

我的这些体验都还蛮复杂的。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推动我进入了这些不同的体验，但它们确实塑造了我现在的咨询风格和生活状态。

张晓：

那家港资机构是专门针对学习障碍的，但也会遇到共病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 ASD（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情况。不过不太会遇到相对重度的 ASD，因为职能训练的方案不太能帮到ta们。服务对象更多是谱系上稍微轻一些的 ASD，还有大部分的 ADHD，以及一些有读写障碍、阅读障碍或算术障碍的人。

除了儿童，也有成人。当时我遇到过一位 48 岁、同时有阅读障碍和 ADHD 的成人，还是挺有成效的，职能训练对他仍然有帮助。

张晓：

其中有一些是当年很流行的感觉统合训练，还有眼动训练。整体上，大概从本体感觉、视动（视觉运动）和平衡感三个方向来设计，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组合不同的运动。

那是很早的时候，大约 2011-2012 年，刚开始有微信。我们会通过远程录像来指导ta们，也会让ta们每三个月到机构重新测评，再制定下一阶段的计划。

除了职能训练，当时我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其实是帮助家长理解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状况。

那时我二十多岁。可能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意识到自己或许有 ADHD。后来在 2018 年确诊。

张晓：

最初大家不太认为成人会被确诊，“你都是成人了，怎么会得 ADHD？“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我当时接触的那位来访者，他是在香港确诊的，有就诊的条件。他的家庭也很支持他，妻子支持他通过各种方式探索自己。与此同时，我也在指导他的儿子。相当于上一代和下一代同时在做对自己的探索与修复。

孩子的部分更偏教育；

成人的部分则更像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我要怎么和自己和解、接纳自己”，同时通过职能干预看看执行功能方面能否有改善。

据他妻子的反馈，是有变化的。妻子觉得平常跟他在一起，他老是不专心。这其实会引起伴侣关系的问题。但不断参与干预，对他来说是有帮助的。

以前两个人一起备考，他妻子就是"唰唰唰"把所有内容都读完了、背完了，他却还在原地，不知道在发什么呆。或者他打开一个网页，接着又开第二个、第三个，无数个。妻子总是在扮演"把他拉回来"的角色。但到了干预的后期，他说自己稍微能够把注意力更拉回来一些，不再每时每刻都需要妻子来做这件事。

我当时觉得，起作用的不只是职能治疗，也包括心理层面的帮助。

妻子开始从谅解他的角度看待这些现象。以前她可能觉得，他越做不到，就越要把他抓紧；后来妻子放松了一些，他反而在生活实践中更有信心、更能够做到了。

再加上他还有一个动力：毕竟要给儿子做榜样。

这个个案还挺复杂的，并不是单一的职能治疗帮助了他。我接触到的儿童个案也是一样，并不是单一的职能治疗帮到了ta们。

张晓：

对。我们偶尔也需要介入与班主任的沟通。因为当时国内儿童 ADHD 的确诊也还不是很顺畅。我们要考虑怎么跟班主任沟通，怎么为孩子创造一个相对包容、同时又能给予支持的环境。

后来我进入 NGO，也越来越关注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合作。

深圳有社工体系，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社区咨询师和社工都可以去帮助某个特定个案。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请社工入校做科普和融合教育。

所以在学爱会，我的工作比较倾向于为个体整合不同资源，同时让老师和校长理解：这些障碍的情况是躲不过的，每个班里肯定都有两三个这样的孩子，你得面对，你了解得越多，就越能主动地帮助ta们，最终是多方受益的。

02 在公立小学做第一个心理老师：系统内的争取与协作

张晓：

对，我这么多年基本都在深圳。

张晓：

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了。大约在 2020 年前后，深圳也有类似政策，我印象里是师生比 1:800。对心理健康课（入班授课）也有要求：1-3 年级不定期开课，4-6 年级要按一定频率上课。

（注：《深圳市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年）》2设定的主要指标之一是"中小学心理咨询室和社区儿童心理服务覆盖率均达到100%"。2023 年中国青年报、南都等媒体报道称，深圳全市中小学校已按师生比 1:1000 配备了专职的心理教师。）

现在已经越来越完善了。深圳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基本上每周或每两周要有一节心理健康课。有些学校会让心理课和劳动课隔周交替，比如单周上劳动课、双周上心理课。课时充裕的学校则会每周上。

当时可能也是出于和这个政策有关的原因，我受邀去一个公立小学当心理老师。那个学校从来没有过心理老师，我是第一个。

学校在福田区，是 20 世纪 80 年代建校的，在深圳已经算老校了。整体体量不大，每个年级大约六个班，共六个年级，主要服务周边小区或村里的住户。

我刚去的时候，领导是德育处的主任。大概是这样的归属。

张晓：

学校最期待我做的其实是危机干预。每学年开始时，通过主观问卷，做一次全面筛查；我会接着跟进那些被筛查出来的学生，与家长和班主任合作。

因为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心理老师，其他人都不知道这套工作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就被放权了，基本上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相对来说限制比较小。

我当时一下铺开了很多工作，导致我自己有点累惨。

我设计了一个框架。学生的基础心理健康筛查是其中一部分，然后日常我主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和每个班的班主任会谈，了解班里有没有呈现某些特征的孩子。因为当时正值疫情，也会特别关注有没有医务工作者的孩子，以及家庭状况特殊的孩子。然后和这些孩子工作。

第二是上课。

第三是把咨询室设计成全天开放的空间，只要我在，门就是开着的。

我们学校的小孩可喜欢课间跑来我这里玩了。我希望给ta们这样一个印象：这个地方是随时可以来的，这个人是开放的、友善的。这样的话，如果ta们遇到身边没人能支持的状况，ta们会想起这里有人可以接住ta们。

我也会面向学校和老师开讲座，组织一些 ADHD 等方面的科普。学校每周有升旗仪式，有全校讲话的机会，我也会跟主任争取，可不可以某一周安排我发言，然后我就去全校广播。

张晓：

那个主任也很好，是女性，她其实是上德育课出身的，对我的这些工作还蛮理解的。

当时心理老师还有很多行政任务，比如填一些表格。有时候还会被学校要求去参加什么比赛，还要交论文。我跟她商量：“主任，你看我已经在做这些这些了，另外那项可以不做吗？“她就说：“行，你不想写就不写，不想比赛就不比赛。“能遇到她还挺好的。

张晓：

对。一开始她们会觉得，我是来管那些"有病的孩子"或者"问题孩子"的。后来我跟她们说，其实要更关注的是孩子的情绪状况，以及日常表现中有没有反常信号；出现这些情况时，就可以去介入和沟通了。

我花了大概两三个月，逐个去班主任的办公室泡着。有空就约她们聊。有时她们就是一边改作业，一边跟我讲班里孩子怎么样。

其实班主任也需要有人倾听、帮她们释放压力，也需要有人从教育之外的角度和她们一起讨论一个孩子究竟怎么了。

当我能够提供不同信息和视角，她们也愿意信任我，合作就逐渐形成了。

比如有些男孩到了高年级，冲动表现会突然增加。有一次上活动课，老师的一句话引发了一个男孩的不满，他突然就跑到教室后面撞门。他觉得老师误解他了，有一点憋屈。而老师则是被吓到，觉得这个孩子不可理喻。我到场后，一方面稳定孩子，另一方面也帮助老师，避免师生之间发生进一步的冲突、发生"次生灾害”。

遇到类似情况，老师也会首先想到，要赶紧叫心理老师来。有点像救火。

张晓：

压力确实很大。当时规定可能是 800:1（每 800 名学生配 1 位心理老师），我们学校大约有 1200 个学生，人数又不足以配备第二位心理老师。

但是我工作一年以后，情况稍微有了改善。我和学校说，即使没有更多心理老师，能不能申请一位融合教育老师。因为前一年的筛查已经显示，学校里就是有这么多疑似或确诊 ADHD、ASD 的孩子，比例就摆在那里。

深圳这边，学校里有需求的孩子达到一定数量以后，可以尝试申请特教资源。能不能申请到是另一回事，但至少可以开始申请。

第二学年，我们就有了一位融合教育老师，ta可以在特定时段去支持这些孩子。比如，有的孩子在班里坐不住，下午就可以安排特教课或读写课。有时我顾不过来，ta也可以去处理一些班级里的状况。

张晓：

对，单独做个案。

当时我也做咨询，比如大课间，还有下午所谓"副课"的时段，基本都排了咨询。我会要到每个可能需要咨询的孩子的课表，从中找出合适的时间，再和班主任商量。

在小学里，比较麻烦的点，通常不是孩子愿不愿意来；在我的体验里，反而是班主任愿不愿意放人。我会尽量帮班主任排除顾虑，比如选美术课，班主任就可能说"哦，美术课，行，让ta去吧”，就会愿意让孩子来做一节 45 分钟的咨询。

张晓：

有多种情况。

有时候，班主任知道孩子状态不好，也希望我帮助孩子，但要考虑公平性，比如其他孩子会问"为什么ta可以不上课”。

也有时候，班主任就觉得这个孩子应该把时间花在教室里，而不是去咨询室"聊一些有的没的”，班主任就会问，能不能放学后再去，能不能怎么怎么样，等等。

个别情况也涉及病耻感，不过我和老师们熟悉以后，这方面的阻力就少了，她们也还挺有开放度的。

总之和每个孩子、每个老师来往，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只能逐一解决。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孩子是我先筛出来的，班主任没有觉察到ta们有困扰。

比如我通过日常接触、去班里上课发现了ta们，或者孩子用纸条写下自己的情绪和烦恼交给了我，或者投到心理信箱。这些互动，班主任是不知道的。我需要在尽量保密、保护孩子、不暴露孩子隐私的前提下，想办法说服班主任，能不能把孩子"借"给我一节课，让孩子来跟我聊一聊。

张晓：

她们一开始是不知道的。语文和英语老师的接纳度相对高一些；一些理科类的老师，以及年纪大一些的老师，理解和开放程度会稍微弱一些。对学业要求很高、班级管理比较严格的老师，合作也会难一点。

无论是前期在学爱会工作，还是后来做个案，我都感受到，对神经多元人士来说，学校是我们从小到大、持续二十年都可能要接触的很重要的环境，但这个环境真的参差不齐。好的可以很好、很包容，但是缺乏理解、造成伤害的，也很多。

张晓：

在孩子个体的方面，学校里的 45 分钟还是比较偏咨询的。当时条件比较好，我可以让孩子一整个学期都来，不像有些学校会限制次数。我们学校当时对这些都没有概念，所以也没有限制我，我能保证个案的这一部分和个体咨询是比较接近的。

但学校里的咨询确实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孩子的"家长"变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实际的家长，另一部分其实是班主任。一般个体咨询不会优先接触到学校的环境。

其次，我有双重身份，在咨询室之外，我也会到孩子班里上课。

家长的参与度也是个体咨询和在学校的咨询之间很重要的差别。

主动来找我做个体咨询的家长，通常已经有意识了，自己想要帮助孩子了。就算仍然会有一些波动，至少更前期的那种"我孩子应该没问题吧"“是不是我的教育出了问题"之类的担心和害怕，ta们已经度过一些了。

而学校里的情况不同。我们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再回头联系家长，家长可能还没有过任何心理准备和认知过程，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去帮助ta。况且，是来自学校的老师——尤其还是心理老师——主动找ta们，这对一些家长来说本身就是感觉很不好的体验。ta们会担心、害怕，对自我有很多怀疑，也可能有警戒、甚至敌对的态度。这都完全可以理解。

还有的时候，我们识别出的问题、观察到的现象，家长不是毫无察觉，但ta们不知道、也无法确认那是什么。比如，对于 ADHD，ta们可能觉得"男孩子就只是调皮一点”。或者一些孩子有低落、抑郁等情绪问题，家长只会觉得"我的孩子是比较内向"。认知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晓：

一方面是知识上的空缺。社会上了解这些知识的渠道确实没有那么丰富。虽然近几年深圳教育局、卫健委做了很多科普，还有我当时在学爱会，社区也会做很多科普，但有些家长就是接触不到的，或者顾不上。

另一方面，确实存在回避和羞耻，类似于：“如果孩子有问题，是不是说明我父母功能不好？“ta们很容易建立这样的关联。家庭养育当然会跟孩子的状态相互作用，但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与身俱来的神经多元特质等等，和家庭养育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有时需要陪伴家长跨过这个坎，这也是蛮难的一部分。

张晓：

后来旧学校翻修，条件更好的新学校建了起来，政府也在扩招，学校和学生都在增加。我自己也感觉，经过了两年的高强度投入，身体有一点扛不住了。

再加上我自己也有孩子，当时ta正要开始上小学。所以出于个人健康和精力有限的考虑，最后还是选择离开学校，个人执业吧。

张晓：

我刚刚想到的也是水。我感觉自己像"两栖动物”，有时在水里，有时在岸上。我既是咨询师，也是来访者；当过老师，也是家长，当然我也当过学生。各种体验都有。

我还在医院做过一阵子危机干预热线的接线员，对就诊体系和医院的治疗师的大概体验也有了解——因为当时上白班的同事本身都在医院工作，我们会一起聊一聊。

我感觉我就是两栖动物，跑来跑去的。

张晓：

对。从 2020 年开始，深圳要求危机干预热线从白天的八小时改成了全天二十四小时无休，人手完全不够，所以当时招了一批社会上的咨询师和社工，与医院工作人员交替值班。我们主要承担夜班。

03 动力学、个人体验与双重身份：既是来访也是咨询师

张晓：

我确诊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开始受训几乎是同一年，在 2017 年底或 2018 年。当时孩子还小，我在家里有一些时间，也想做一些对个人成长有益处的投资；而且，经过以往的几段工作，我确实蛮想成为个体咨询师的，所以就开始受训。

之所以选择动力学，有一点被动。当时国内现成的咨询培训里，动力学太流行了。我从还没有分流派的基础培训开始，再到更深入的动力学训练和督导，这个过程中，我个人主动选择的意识没有那么强，但它是让我好奇的、可以接受的。

我现在的咨询风格其实也不是纯动力学。我既接成人，也接儿童；既做谈话治疗，也做游戏治疗。好像总要先在一种实践里待一阵子，感受了，我才会继续往前变化和推进。

假设不同流派是一座座冰山，只在水面上露出一角，即使到现在，我对它们的认识可能只到水面附近，或者从水面稍微往下一点的地方。再往下怎么走，我依然很好奇，也保持开放。

张晓：

对。另外，我的两任咨询师确实都是动力学流派的，但流派对我的体验来说反而不是最核心的。更重要的是，在和咨询师互动时，我能不能感觉到对方对我这个人、对我呈现出来的不同的状态是好奇和接纳的。

从我的经历也能看出来，我其实还蛮"多变"的，有时在水上，有时在陆地。咨询师能否接纳这些不同的状态，我是能感觉到的。

张晓：

我接受咨询和开始受训是同步的，所以初期的时候，我有点像是：“诶？那我来观察一下自己的咨询师是怎么做咨询的吧。”

到了后期，咨询对我更像一个外挂，或者额外的空间。虽然我原有的现实生活里的支持系统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那些被工作等情况引发的情绪和心理容量的起起伏伏，还是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容纳。当它们能够在咨询里被容纳，我会觉得：虽然很难，但总有办法度过。

作为新手咨询师的那些年，还是挺难的。我的个人经验也需要整理：确诊以后，我怎么认识我自己？我怎么理解和整合过去的经验与记忆？咨询很好地帮助了我。

我作为来访，可能是还蛮典型的那种 ADHD 风格：经常把话题铺得很开，跳来跳去的。我的咨询师都能接住。我们还聊过，我们的咨询就像是：我每次都跑过来，把兜里的石头倒出来，铺了ta一地毯，然后我们俩一起来看一看地毯上有什么。

张晓：

在我们整合出那个画面以前，我一直有一个困扰：觉得自己的表达不够好，不够有逻辑，不够严谨。

尤其在咨询室里，人不会刻意组织表达。如果是有目的的发言或平时对外表达，你可能会做整理；但一说到自己，就容易混乱。

而这种"混乱"可能会带来负担和自我谴责，自然而然地引发你与自己的某种互动。在这个互动没有被看见以前，你会觉得它好像是不好的、不可以的。当它被看见，也被认真对待以后，你会觉得：哦，可能这就是我吧。

张晓：

我觉得现在的诊断流程更全面了。2018 年时，我接受的检测和评估相对简单，至少在鉴别诊断方面，没有那么小心。现在我的来访者如果去就诊，我会听到ta们说，除了标准的 ADHD 评估，医生也会通过一些神经生物方面的检查，排查焦虑症或微量元素缺乏等其他可能性。而当年这些在我这里似乎是一带而过的。即使是同一家医院，诊断方式也变得更全面、更谨慎了。

另一个变化是，现在成人就诊很难挂号。我当时反而挺容易的。可能因为那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成人也可能有 ADHD，挂号的人不多。当更多人知道 ADHD、都有了就诊的需求以后，资源更难以获得了。

我目前有不少来访者处于未诊断或不寻求诊断的状态，但自我认同有某些神经多元特质。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框架下进行探索。

张晓：

因为诊断也一定只是一个开端。如何获得资源，如何与自己共处，是一条很漫长的路。

而国内除了诊断之外，公立系统、政府和社会能够提供的资源其实真的很少，这是一直存在的困境。

张晓：

我以前的几份工作大多面向儿童和家庭，所以一开始我很期待要是能直接接儿童就好了。但我的受训项目的方向是成人个体咨询，所以我只能先从成人开始。

这也是一种自我要求吧，在还没有接受儿童咨询训练时，我不想贸然开始。我的确也见过一些同行，只要受训了，就开始接儿童。总之，个人风格不一样，在职业路径上的选择不一样。我选择先做成人。

过去我虽然和成人、儿童都工作过，但不是以咨询师的角度工作。

而且，在我还没有生育，也没有成长到一定阶段、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会太容易站在孩子的视角。但太容易站在一个"不被父母理解、不容易被支持到的孩子"的视角的时候，咨询的动力未必有益于个案本身。所以我觉得有意识地去练习怎样和成人合作也挺好。

张晓：

对，情绪、情感上的代入或卷入。

在个人观点上，那时的我也会对"父母没能做到的事情"有一些成见。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去学校工作，也没有生育，在旁观这一切的时候，很容易建立简单粗暴的联系：就是学校没有给孩子提供好的环境，或者就是家长没有给予关注和理解。很容易完全地站在孩子的视角，想要家长可以立刻改变。

我后来越来越能够理解，家长自己其实也有自我审视和困难的部分。这些都是后面才慢慢能感受到的。

04 游戏治疗：进入孩子的世界，与ta的步调调谐

张晓：

戏剧治疗我接触得不多，我只参加了一个基础受训。

不过我以前在"学爱会"（深圳市学习困难关爱协会）的时候，深圳蛇口每年都有类似社区艺术节的活动，学爱会就借这个机会，联合社区，邀请孩子一起参与。可能有的孩子有特殊需要，有的孩子在学校里缺乏成就感，我们希望给ta们一个平台，让ta们能被观众看见、关注，可以表达自己。

当时我没有直接参与戏剧方面，只是在旁边看和支持，但也是有好感的。后来在"简单心理"的受训期间，遇到一门德国 Galli 戏剧治疗课，我上过初阶的理论课。

那个理论课给我的感受是，它既有戏剧的在场、临在、投入，又有特有的德式的严谨与框架。那些故事和角色的设计，比如不同"内在小丑"的设定，都很有意思。

但后来我没有继续搜寻相关受训项目，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戏剧治疗算是一条我尝试了一下、还没有延展的路吧。

张晓：

我觉得没有严格的区别。游戏治疗也有不同流派，风格各不相同。而我主要受训的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游戏治疗（child-centered play therapy, CCPT）。其中既有以儿童为中心的非结构化游戏治疗，也有结构化游戏治疗，大致可以类比人本主义和 CBT（认知行为疗法）的区别。

以我比较了解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游戏治疗来看，它很像孩子小时候在幼儿园、街边或社区里自发开始玩的游戏，里面可能有扮演、有故事情节；也可能是孩子像导演一样去让游戏室里的东西发生互动，或者孩子只是把游戏室当作安放幻想的空间。这样的游戏治疗完全由孩子当下自发的灵感推进。

如果说与日常游戏有什么区别：对于国内孩子的日常游戏，家长比较容易预先设置很多"你不能这样那样"；而在游戏治疗的领域，我们会有基本边界，比如时间和安全，但除此之外，可探索的空间和开放程度都很高。

我给家长做科普、了解ta们在家里的游戏时，也会建议ta们试一试按照游戏治疗的方式在家里去游戏，看看会怎么样。

（相关文章：《游戏治疗如何帮助儿童》《非指导性游戏治疗如何发生作用？》）

张晓：

对。不过家长可能主要提供陪伴，ta们未必能看见孩子游戏底层的潜意识，也未必能理解孩子正在消解的一些情绪是什么；但只要提供一个可以放松玩耍的环境，依然很好。

张晓：

一方面，游戏确实是媒介；另一方面，游戏也是孩子的内在的一部分。

你会看到一个孩子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去做游戏，你也会更了解ta这样一个独特的个体。同样一个娃娃，这个孩子这样玩，另一个孩子那样玩；还有，ta会不会把你拉进互动，以及ta在游戏中的角色是什么，等等，都会呈现不同的反应。

我可以从中尝试了解孩子。只有先了解，才可能看见家长带孩子来时所说的行为问题或情绪状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往往并不像家长说的"不乖"或"做不到"那么片面和简单。

张晓：

其实不管面对成人还是儿童来访，我都有这种感觉：需要感受ta知觉到的世界。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ta是怎样体验这个世界的。ta觉得温度是什么样，风是什么样？咨询室窗外的天气会变化，同样的天气，不同来访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一个人走进咨询室以后，ta怎样和沙发互动，你都能看到。

一个人先以自己特定的方式感知世界，随后才会与世界发生一些特定属于ta的交互。再往后，才会有ta与社会文化发生冲撞时出现的矛盾，或者在社会关系、亲密关系中互动时出现的问题。那些都已经是非常后端的东西了。

而在那之前，我就很好奇、很想要知道：“原来你是这样感知世界的。”

张晓：

是的，我一直觉得还蛮重要。我有好多来访——我现在叫ta们"来访老师"——ta们会带我去ta们的世界。然后我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有风雨交加的世界，有很紧绷的世界，有很伤痛的世界，也有确实可以玩得起来的部分，都有。

张晓：

当我意识到ta们真的在把我带进那个世界时，会有这种感受。

有时也需要等很久。儿童相对纯粹一些，也可能因为有游戏这个载体，我被邀请的那个时刻会来得早一些。但成人工作更偏谈话治疗，确实需要等待，也可能暂时什么都不用做，这反而是更常见的状态。

张晓：

是的，是的，它让人待在一个安全距离，但又可以 play 给你看。

张晓：

可能是需要重新体验的事情。

张晓：

想到玩的时候，你会想到的是什么？

05 游泳、身体与水：在体验中学习，在游戏中成长

张晓：

我能 get 到那个"用力放松"的感觉。好神奇，我今年四月份起也开始想要学游泳。你描述的那种在课程里学习的紧绷感，我是很熟悉的。今年我就对自己说，我想尝试看看怎样才能和水相处得好一些，因为过去我的困难是每次换气都会紧张。

这次我仍然请了教练，但我请的教练是一位女性，她是在成年后自己摸索着学会游泳的。

她给我的感觉是，她不在意我的姿势怎么样，也不急着看我会不会某个动作。一开始上课，她所有的内容都侧重于观察我，观察我和水互动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告诉我：“这样就可以了。”

那节课我上得非常放松。临近结束时，她甚至设计了一个和水玩的环节，教我怎么捏住鼻子、往前蹬腿，在水里翻跟斗。

虽然第一节课我没有翻成功，但我会觉得：

一个女性自己体验过探索水的过程，当她来到你身边，她很知道你感受最多的就是胆怯、害怕和紧绷。但她完全给了你一个空间。

那种"你干啥都行"，“你放心，我会接着你”，以及"你已经会这个了，就很好了"的体验，会让人"迷失自我"，生发出"我真的和水玩得很好"的自信和开放。

这和我在游戏治疗室里，看着孩子慢慢玩得越来越开、越来越有创意、有更多互动，是类似的感觉。

张晓：

这个情况还蛮普遍的。如果你去看儿童体育培训的老师名单，也是这样。在竞技类运动里，女性能够获得一定权力、甚至连走到"老师"这个位置的机会都是更少的，更稀有。我觉得很遗憾，超级遗憾。

张晓：

是的，就是待在水里。你说的获得领悟，在我这里的感觉类似于发现"原来我这样动一下，水会这样；头转到这个位置，水又会那样。“其实也是一种游戏，在跟水玩。

我最近练自由泳打腿，一下就下水了，在里面玩，结果发现打了好久其实还在原地。然后我才知道，也不是所有时候都得完全放松的；在打腿时，身体有一部分需要绷起来，水才会给我一个反作用力，把我推向前。如果全部放松，我仍然可以待在水里，但水并不会给我向前的推力。

是每一个这样微小的体验，最后组成了"这个人会游泳”。

张晓：

这样的体验会很有成就感，你会收获到对自我存在的确认。

这也让我想到，游戏治疗师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与来访者的步调调谐。

治疗师不是老师或引领者，不是要向孩子示范"你可以怎么做"，一定不是这样的。你要先观察ta的步调，再把自己的身体、说话的语气和节奏，调谐到几乎与孩子同步的状态。那时，治疗师和孩子两个人就已经在玩了，已经在就ta的内在世界一起游戏了。

如果治疗师反应太慢、迟钝、落后，或者太快、太有主导意识，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这是游戏治疗里我觉得最关键、但也最难的部分。

张晓：

对，尽可能同步，尽可能去贴近ta。

06 “神经多元"作为统整：多重身份的交织与流动

张晓：

大约是 2024 年或之后。我一直有关注"青衫Neuro"和一些其他的公众号。

“神经多元"给我的感觉是：它帮助我把头脑里原本散落的东西——比如人的一些状态，还有所谓的 ADHD、ASD 等等——统整到一起。它有点像"性多元"那样的谱系。

以前在公益组织的时候，我们经常倡导"没有不行，只有不同”，而且"不同"本身就是多维的，但好像缺少一个词来命名这些多元的谱系。“神经多元"出现以后，我有一种它终于被命名清楚的感觉。

在交流互动中使用这个词，会更轻松，也更容易找到同类、找到能够分享共同议题或经验的群体。比如"A友联"的 ADHD 友善咨询师联盟。我在女疗学会也发起了一个神经多元与女性主义疗法交叉的小社群。我们都觉得这样一个词可以帮助大家来到一起，探讨这类生命体验，也观察每个人具体是什么样子。

张晓：

是的。在咨询领域，它也能提供一种初步确认。如果你知道对方是"神经多元友善"的，或者对方既有女性主义疗法背景，也了解神经多元，就会形成比较好的信任基础，可以一起沟通讨论两者交叉的地方。

比如，一个人作为女性，或者作为其他边缘群体，在某些情境中可能处于失权位置。这样的失权的角色，怎样在具体个案或团体氛围中变化，是很重要的议题。这些东西会交叉，就像我一直以来的人生体验：太交叉了。

张晓：

我的朋友经常说我是哆啦 A 梦。我在生活里也对很多东西好奇，比如我喜欢观鸟。还有，朋友生活里一旦出现什么需要，我经常会说"我知道”，然后马上甩一个链接给ta，几乎总能找到ta需要的东西。

对来访者的好奇心是我头脑的一部分，对生活的好奇心也是。我还是个吃货，头脑里有一张吃的地图，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类似的体验很丰富。

张晓：

可能我小时候被养育得还不错。虽然学业上有各种状况，但总体感觉还不错。

张晓：

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支持”，只觉得自己好像是"被允许的”，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尽管也有一些限制。

我记得一个鲜活的例子。初中时，我有一次被数学老师拎了耳朵。最后我爸爸从外面"杀"过来，大骂老师：“你是怎么当老师的？孩子是什么情况你都不了解，只会体罚孩子。“那种被护犊子的体验还挺好的。

张晓：

是的，虽然我刚才说的是被护犊子的经验，但我的确也有被误解之类的时刻，它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张晓：

我目前似乎没有因为女性或神经多元的身份，在咨访关系里被特别地期待。但其实仅仅"是咨询师"这一点，就已经足够让人产生很多期待了，比如"因为你是咨询师，你就应该怎样”。

初次接触咨询这个生命体验时，来访者会对咨询师有想象，我觉得很自然，也很合理。这也可以成为一个机会，让我们从无法调谐慢慢走向调谐。

个别青少年来访的家长可能会有你说的那种期待，但其实人一定会带着期待来的，究竟基于什么并不关键。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期待就好了。每个家长的期待也不一样。

过去与确诊 ADHD 或 ASD 的儿童的家长工作时，我经常需要反复告诉ta们：“我其实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虽然都有 ADHD 诊断，但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一定会依据一个孩子当下的具体状态来工作。家长能否提供利于合作的资源和信息也非常重要。

这个过程有点像帮助ta们把标签贴上，再把它撕下来。

张晓：

对。要帮助家长看到，ta们的孩子有这个孩子自己最特定的部分。

如果是成人来访，我们也要一起看到：你有专属于自己的生命经验。这些经验把你带到了"这里”——把你带到了一些困难里，但也把你带到了当下的生命阶段，带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互动的地方。

张晓：

我在简单心理平台的预约页面3上有说明，但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看到。

我和儿童、青少年来访工作时，会给家长写一封信，介绍我是谁、我的工作方式、游戏治疗是什么，以及我们未来大概会怎样合作。信里会提到我的诊断。

有些家长会来问，有些家长不会。这取决于ta们怎么和我互动。总体上，我对此保持坦诚。

张晓：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在"脑脑空间”？感觉是什么样的？

张晓：

有一个平台和空间很重要。我也是最近两年才进入女疗学会，它同样比较平等、自由。成员都是咨询师，自发地组织活动。遇到某个议题，也可以随时组织圆桌，共同讨论。其他时候，每个人都很自由，并不需要确认什么归属。

女疗学会里关于神经多元的"小分会场"也类似。经常看到某个伙伴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到另一个地方蹦跶两下。它既多元、包容，也接纳冲突。

注释

本文首发：脑脑空间NeuroBridge微信公众号（上篇） （下篇）
首发时间：2026-7-14
受访者／文字稿修订：张晓
采访者／文字稿整理／排版／题图：披垒

上图内容：脑脑空间的小红书、公众号、网站二维码，欢迎关注脑脑空间Neuro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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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江苏《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https://edu.nanjing.gov.cn/njsjyj/202310/t20231008_4025986.html ↩︎

  2. 《深圳市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年）》：http://www.pwccw.gd.gov.cn/gygh/gsgh/content/post_1275196.html ↩︎

  3. 张晓页面：https://www.jiandanxinli.com/proprietary/119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