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晶颖丨被命名的鸟,与未被听见的人:神经多样性、酷儿理论与叙事疗法的相遇
作者:余晶颖 & 披垒
(约18000字,阅读约需36分钟,读屏软件约需60分钟)
内容结构:
- 从"外部互动"到"互相理解":语言、观鸟与自我感知
- 诊断作为解释框架:价值判断、社会规范与内化的批评
- 酷儿理论、女权主义与神经多样性的交汇
- 友谊、目标与中介:社群的张力与可能
- “友好"是听到每个人的具体经验:叙事疗法、理解与爱
- 涟漪、汇流与非语言:跨越时空的连接与行动
本次访谈,余晶颖分享了作为心理咨询师接触神经发育障碍群体的经历,讨论了诊断作为解释框架如何牵连价值判断与社会规范,以及在神经多样性、女权主义、酷儿理论和叙事疗法的相遇中,用目标、友谊和具体对话重新连接彼此的可能性。
本文由原上篇《被命名的鸟,与未被听见的人》(2026-6-17)和下篇《汇流之处,跨越时空的"社群”》(2026-6-23)合并而成。
对谈双方介绍:
余晶颖——
心理咨询师。神经多样性是我的工作中重要的主题。谢谢每个与我工作的人,你们教给我很多。
公众号:@叙事 your story。
披垒——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喜欢玩,有多年当来访的经验(和一些攒到的样本)。
01 从"外部互动"到"互相理解":语言、观鸟与自我感知
披垒:
我想一下从哪里开始。首先我非常感谢前期沟通的时候,你在邮件里提到你关注的部分:
一个是"与外部(包括比较近的家庭、学校、朋友;也包括更大的社会文化环境、诊断等)的互动";
一个是"这些互动如何影响个体感知、理解自己"。
这让我可能抓到了可以聊的东西。我在邮件里用的词好像比较"大",也很宽泛。之前访谈我都试图整理一个大纲或问题清单,但和一位伙伴(肖璇)聊的时候,对方给过一个反馈:好像我是先有了一些好奇和困惑,为了显得更全面更完善,又补了很多别的东西进去。受这点启发,我想回到我原初的困惑和好奇。
这次跟你聊我没有整理大纲,但正因为你提到"和外部的互动"以及"互动如何影响个体",我想到我一直关切的问题,也是想和你聊的问题: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以及叙事疗法在其中可能做些什么。
比如,"关系",无论是我和我自己,我和其他人,我和同样有自闭症诊断的朋友,我和"自闭症"这个诊断或分类,还是和更有政治性的"神经多样性"等等,我一直感兴趣的是:
如果我的感受和一个所谓"大家"的感受相悖,我要怎么处理我的感受?我怎么处理我和"大家"的关系?“大家"会怎么回应我这个个体?如果另一个人的感受和我相悖,我又要怎么对待那个人?
以及由此出发,在中文环境里面"ND 友好"到底是什么。
对我个人来说,“神经多样性"其实是(从"自闭症"出发让我可以玩耍看看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笼罩在"自闭症"之上的)统一的纲领,观念的统摄。我不想追求某种唯一的"正确”。
这些是一个背景。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说这么多背景。
余晶颖:
我觉得它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对一个东西的关心和理解,一定会跟自己的经验有关。
披垒:
那如果从叙事疗法开始的话,可能是……我首先更想问的是:你是怎么接触到神经发育障碍群体的?
余晶颖:
如果讲具体的事情,我见到了一个 NA(neuroatypical,神经非典型)网友,之前我读过ta写的"神经多样性"相关科普文章。我读过很多科普,比如我们对 ASD 有一些刻板印象,但是可能并不是这样,又实际、实地见到了一个这样的朋友,那一刻有点像拼图一样:一些知识性的东西,我突然更可触摸、可感知地理解了。
当我看到一个具体的人,我突然意识到我身边充满了神经多样性的朋友。当时我处在一个很兴奋的状态,跑去跟朋友们,尤其是比较亲密、我也了解的朋友说:你有没有觉得你这样特别 ADHD/ASD?那个时候我有点像在到处给别人做"野生诊断”,也开始科普很多概念。也有朋友之后在医院系统得到了诊断。
我有一位朋友一直在跟青少年儿童和家庭做 ADHD/ASD 测评和干预相关工作。ta的经验和我的经验是很不一样的。ta更多见到18岁以内的孩子,以及所谓的——我们都不喜欢这个分类方式——但简单粗暴来讲所谓"低功能“的小孩,包括有智力方面障碍的群体。
我们也有讨论这些不同的经验。我们当时一起看了 Hannah Gadsby 的脱口秀。朋友说,如果按照以往的知识,ta第一反应不会意识到这个人有 ASD。
当时我开始做咨询师的工作,也会有一些有 NA 特质的人来跟我工作。
在这个时候,我一定程度上有点像在充当”翻译“或者”桥梁“的角色。在了解相关的名词和知识前,我知道一些朋友们有一些跟其他人不一样的、独特的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之间的互动是困难的,从来不觉得很难去了解对方。
我想到一个非常感受性的东西。我"认出"这些 NA 朋友时有个线索是:ta们在小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的世界是被雾笼罩着的。我理解,并不是说 ASD 本身一定会有这样的像”雾“一样的经验,而是发生在互动中的。
ASD 的人在很多特质的部分处在正态分布的极值位置。当你处在极值位置,你跟其他相对不在极值位置的人互动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某种 gap。当有 gap 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处在一种状况里:你不知道其他人在发生什么,其他人也不知道你在发生什么。
如果没有机会获得互相理解的互动体验,很可能会产生一种状况:ta对世界的感觉是非常不安全的,这也会影响ta感知自我。
当我们讲"跟外部互动"和"外部互动带给自己的影响”,我越来越体验到的是:如果一个人跟别人之间很难有互相理解的经验,那么这个人对自我的感觉会是很糟糕的。ta也很难去理解自己,因为ta体验到的是一种跟他人隔绝的状态,好像"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如此吗"。隔绝非常容易带来"羞耻"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我想到一个对照的例子。朋友家的小朋友体现出一些 NA 特质。小朋友上一年级之后,开始被老师投诉。比如说,ta在教室里面坐着,突然站起来了;或者画画的时候自言自语。我的朋友带着小朋友去做诊断,也确实拿到了 ADHD 的诊断。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比如,ta在教室里突然站起来这件事。老师跟家长讲的时候,用的是一种"你根本不明白ta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一个小孩干这样的事情"的语气。而妈妈问小朋友,小朋友说,我去关窗户,老师开空调了。家里开空调的时候,家长曾请小朋友帮忙关窗户。
我想说的是,我的朋友了解小朋友,而"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这个小孩的经验是:老师不理解你在做什么,然后家长又把你劈头盖脸地骂一顿,这个小朋友肯定整个人就懵了,对吗?可是,当妈妈用一种平静的方式提问,然后说"OK,我知道了”,这个小朋友会体验到,这是一件 OK 的事情,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成年人进入咨询相对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见过很多人不同的经验,我会理解 ADHD 或 ASD 本身不一定等同于困难。困难很大程度来自与外界的互动,比如学校的系统可能并不能支持ta的学习方式。
但如果这个人有一些资源和支持,也许是妈妈理解ta,那ta对自己的感知就会不一样。当ta对自己的感知不一样,更了解自己、更有信心,去面对学校的困难也一定会不一样。当你更有信心的时候,你更可以去面对一些困难,也更可以去面对一些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刻。
这里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有人在学校和家庭里都处在"好像没有人理解我,我也不理解别人"的状态,但是,ta可能在学习中有不同的体验,比如说学习一门语言、物理、数学、生物:"这个世界是我可以理解的。虽然物理不是一个人,但是物理的世界是我可以理解的。"
披垒:
我插一句。我上中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是物理。如果说物理是一种语言的话,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洁净的语言。而作为对照,我其实很难理解化学。
但后来我却发现,非常神奇的事情是,在这个社会中,大家都会说人际关系是一种"化学反应"。我就想,为什么只有"化学反应"?我觉得物理,引力/重力,是影响;天文是回声;地理是踪迹。我为什么不能追踪我自己或别人或关系的地理?为什么没有除了"化学"以外的相处方式?
余晶颖:
我觉得你讲的这段话也在讲:有一些日常广泛用的讲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它是什么,更多的时候是所有的人都不问它是什么。
披垒:
在一种非常顺滑的默认里面。
余晶颖:
对,所有的人都并不会问它是什么。人际互动明明有很多丰富的细节,可是"化学反应"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一个默认的讲法。
它可能还算不上叙事疗法里面讲的 dominant discourse(主导话语/主流论述)。但是当它变成默认,好像留给其他更具体、细微的体验的空间就变少了。你面对一个考试题,定义人跟人的互动,从化学、物理什么的选项里面选一个,唯一的标准答案是"化学反应"。
披垒:
我有几点想回应。一个是资源的部分。我现在的感觉是:不仅是"多多益善",而是"多多多多多多益善"。
在我接触了不同流派的咨询师,以及不局限于心理咨询的其他帮助,并且也学习和了解了不同的东西以后,我发现寄希望于一个东西解决所有困难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心理咨询里面,我也发现所有的流派都有自己的"能"和"不能",没有哪一个流派哪一个咨询师是全能的。
以及我联想到,我们整体处在一种非常匮乏的状态,不管是话语资源,还是社会支持系统。
然后,关联到你前面讲人和人之间的 gap,我想到——至少在我的体验里——这种匮乏在所谓的"社群"或"社区"里面,被更加放大了。在匮乏的环境里面,很多伙伴有很多负面的经历,或者已经习得了主流社会的应对方式,可能也会把这些方式带到社群里,比如用ta们曾经遭受过的惩罚方式去对待别人。
再就是你刚刚提到学习语言,让我想到了我非常喜欢的故事,台湾作家吴明益的一篇小说,《人如何学会语言》。
它讲的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妈妈是鸟类画家,ta从小跟妈妈一起在森林里面看不同的鸟,听不同的鸟叫声。当ta长大,经历了父母离异、母亲去世,ta在一场高烧之后失去了听力。然后ta开始接触聋人社群,开始学习手语。ta想,有没有什么办法用手语向聋人伙伴分享ta曾经听到过的鸟的声音。于是ta开始用手语为这些鸟的声音命名。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一是关于"语言",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关心自闭症,其实最根本的,我关心的是一个人和ta的身体以及语言的关系。
二是这个故事跟我自己的阅读经验、生命体验有非常非常多呼应和触动之处。我现在立刻想起来的是里面提到 J. A. Baker《游隼》里的句子,尖锐的夜鹰啼鸣就像一注美酒从高处落下,坠入深沉而回音隆隆的桶中。《游隼》是我十几岁时非常非常钟爱的一本书。我后来了解到 J. A. Baker 也有类风湿关节炎,最后死于(可能是由当时药物引发的)癌症。
三是这个故事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跨越障别、跨越不同的东西,也许也可以达到连接。
余晶颖:
你知道吗,你刚刚讲的这个故事是我的观鸟社群的伙伴推荐的。也是一些有趣的连接。
披垒:
我附近有一个公园,我很喜欢去公园里面看鸟,但是我没有什么设备,这边也没有什么朋友,很多时候就是随便看看。
余晶颖:
我自己的体验是,用望远镜看鸟,你会看到非常多的细节。远看喜鹊是黑色和白色,但是当你用望远镜看,你会看到——
披垒:
光泽。
余晶颖:
对,光泽。有的时候很紫,有的时候很蓝,随着天气、光线变化。
在观鸟之前,几乎除了喜鹊,其他鸟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你听不到它,也不会注意到它。因为有的鸟真的非常小。当你开始观鸟之后,你就发现你能听到它,也能看到它。对我来说,这也是跟世界建立新的联系。
这也可以回到语言。在你认识鸟的过程里,这些鸟有了一个名字,你跟它之间有了一种语言;这也在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你会注意到鸟,会听到它。
北京的夏天有一种鸟,叫东方大苇莺。大杜鹃会把蛋下在东方大苇莺的巢里(巢寄生行为)。东方大苇莺很吵。在北京,只要你去一个有芦苇的公园,夏天的时候它会吵到什么程度呢?非常吵。但是,为什么在观鸟之前,我没有听到过它?我去过同样的公园,在类似的时节。
我想到一个我曾经读到、非常喜欢的比喻。想象你在一个很黑的山洞里,只看到黑暗,当你打开手电,你会看到那束光照亮的地方。语言就像这束手电光;可以用语言命名的,对你来说才是存在的。
我又接着想到,其实所有这一切都在讲:人跟外部世界的关系;我们跟它有一个联系,我们在理解它,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自身经验,也发生在跟自身、跟外部的互动中。
又同时继续想到的是,比如说 ASD、ADHD、神经多样性,它们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同的关于人的解释框架。
披垒:
会关联到诊断和理解的方式吗?
02 诊断作为解释框架:价值判断、社会规范与内化的批评
余晶颖:
对。也会发现,每个人跟这个东西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的体验也会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在这个过程里找到过很多解释。然后到某一刻突然发现,好像 ASD 或者 ADHD 是比其他东西更有效或者更有帮助的解释。尤其是如果以前的解释类似于"我就是一个很懒的人","我就是一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
但同时,我永远都在听到有人来问一个问题:"可是我觉得我这里不像。“角度多种多样。
有人问:"可是我好像没有别人严重,我是不是就不能 claim 我是 ADHD?如果我 claim,是不是在挤占一些资源,在得到不属于我的帮助?”
也有人问:"同样都是 ADHD,为什么有人依然什么都可以搞定,我怎么做不到?"
这可能也呈现出社群内部的一些张力或者争议。
对"抑郁",人们也会讲类似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提问,其实有一些跟诊断、社会价值相关的话语在里面,跟工业化、资本主义有关,比如"人要有效率,要高效地去做一些事情"。
披垒:
是对"人"的一种价值判断。
余晶颖:
还有比如,不管是情绪还是困难:OK,你可以不开心,你可以抑郁,但是一件事情发生了五天,你就该结束了;发生了两个月,你就该结束了。我觉得诊断跟这些话语有很强关联。
我们可以想象,小孩上课的时候跑来跑去,如果一个老师只带五个小孩,可能更可以容忍这件事情;但一个老师带四十个小孩,这就是很大的干扰,更需要要求小孩讲纪律。
可是问题在于,一个社会在给你下诊断的时候,它不会直接明白地把这些讲出来:"这不是你的问题,这个系统是这样的。“一个系统不会承认自己的问题。
然后,潜移默化地,你会内化这一套价值和判断标准,变成对自己的批评。
所以,几乎所有人都会在一些时刻问:"是我的问题吗?是只有我这样吗?“这个提问和内化的批评又继续影响这个人,比如可不可以专注,可不可以在社交里面感到轻松。
披垒:
我现在觉得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对一个 ADHD 伙伴来说,得到咨询之类的帮助,可能也远远不如搭建一个适合的环境,ta在里面可以自己运行起来。
余晶颖:
是的。同时另一方面,可能我们都在面对的一个现实又是:很多时候,人之所以感到无力,是因为发现这个环境是很难撼动的,这个环境是不会回应我们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刻,让这套对人的规训和标准变得可见,依然是重要的。
当它是可见的,哪怕它是一个压倒性的东西,你还是有机会看到:作为一个人,你在跟一个压迫性的、压倒性的东西互动。
哪怕你是被它压着,但是你知道你是被它压着。
披垒:
我是有意识的,我”知道“我是在被压着的。
余晶颖:
对,你知道是它在影响你。当你被压着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你是不舒服的,这样的痛苦和不舒服就像一个证言。
它也可以是一个反抗,一个对抗,一种"不同意”。
这也是叙事疗法工作的思路和对人的理解。
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一下。不过,我同时想到另外一些比较远的东西。
披垒:
可以先说一下关键词吗?什么远的东西?
余晶颖:
我想到酷儿理论。我觉得,酷儿理论、LGBTQ 群体和神经多样性,有很多相互交织、映照的东西。
披垒:
对,有的。我记得你之前除了ADHD 小组,还带过性多元团体。我自己在社群里——虽然现在我常常不知道"社群"到底是什么了,但至少在很多"线上群聊"里面——能够看到它们重合度很高。对于很多问题,彼此之间也有很多可以参照、借鉴的地方,对我来说是相通的。但在国内这些"议题"好像是切分开的。
03 酷儿理论、女权主义与神经多样性的交汇
余晶颖:
我刚刚想到酷儿理论,具体是我最近读的一本书 Queering your therapy practice: Queer theory, narrative therapy, and imagining new identities 里的一个心理咨询例子:
这个人以前 date 过男性,最近在 date 一个女生。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所有人都跑去问ta:“你现在是拉拉了吗?你现在是 bi(bisexual)了吗?“这个人觉得这一切都 fucked-up,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来问我,为什么我要 claim 一个身份?
咨询师和ta讨论:是什么在影响这样的提问。这背后是关于性的二元划分:“男"和"女”,“同性恋"和"异性恋”。作者说,affirming therapy 可能会讲,这个人处在还没有完全 accept 自己的性取向认同的阶段,“我还没有完全 accept 我是一个拉拉或者我是一个 bi”。但是这个人并没有回避自己,也没有要把"我在跟一个女生谈恋爱"这件事藏起来,ta在讲的是:我为什么要为它贴一个标签?我为什么要声称它是什么?ta也在讲:我理解和支持其他人怎么做,但是为什么我需要为这件事情给其他人一个交代?
回到解释框架,每个人跟一个具体解释框架的关系可以是很不一样的。对有些人来说,“神经多样性"是一个很 empowering 的说法。对有些人来说,认同为性少数,感到骄傲。可能有些人是:这是我的经验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不否认它,但是我没有想要把它变成很大的经验。
不管是神经多元,还是性少数,在面对的,都是所谓的"标准”、“正常”、“健康”。什么样的性是健康的、正常的?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注意力分配方式、社交方式,是健康的、正常的、符合规范的?凭什么社交是只有一个样子的呢?这套标准的影响很大。比如,让人觉得我要学习"应该"怎么发一条短信,或者"应该"怎么交朋友。但你跟人的具体互动不是这样的。
披垒:
不可预测。
余晶颖:
对。我有一个朋友,我认识ta的时候,就知道ta那些奇怪的地方。ta交朋友的方式是:去朋友家里给朋友做饭,教朋友游泳……我跟ta游过泳,ta也来我家做过饭。这可能本身并不奇怪啦。
我能够知道,ta讲话的方式等等当中有一些所谓"不符合规范"的、会让你觉得奇怪的地方。可是我想要讲的是,在一个具体的互动里面,你有机会去了解这个人,你们作为人可以怎么成为朋友……
(朋友评论:这看着一点也不奇怪呀)
披垒:
是作为人相遇,不是作为一个类别或者其他概括性的东西相遇。
余晶颖:
对。所以我也想:有时候有些 ASD 的人问”我不知道朋友是什么,朋友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标准本身是有问题的。
我们讲到二元划分,关于情感的划分也类似,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可是人的经验是很复杂的,很难就这样划分进去。
刚刚讲到酷儿理论,酷儿理论内部,就像女权主义内部,也有分歧和冲突。我对酷儿理论认同的地方是,它在挑战什么是正常的,或者什么是固定的。这跟叙事疗法对世界的理解有一致的部分。
披垒:
我完全同意。我觉得是很流动的。我现在对于诊断的理解是:它是一种切片。但我,我是一个持续生成中的东西。
余晶颖:
对。又比如有人会说,“无性恋"这个概念,好像跟我有点像,但又觉得不完全一样;或者,我跟 ADHD/ASD 有点像,而这里那里不符合、不一样。那不可能让一个人去改变形状,去 fit 进这个定义。
像"无性恋"这样的定义是有意义的,是对很多人来说更 empowering 的概念。但它也有它的限制。
这恰恰在说的是什么?“无性恋"这个概念也是在一个二元划分的世界里打的补丁。
披垒:
没有一个完美的概念,可以含纳所有人。或者说,也没有必要把人修剪到一定要符合一个现有的概念。概念也是在变化的。
余晶颖:
对,它有它的历史、它的意义生成的过程。
如果去看"自闭症"这个概念的历史,甚至精神疾病诊断的历史,诊断最初和定义"人怎么样是正常的"有非常大的关系。
ASD 的概念最初跟"优生学"等等的概念关系是很大的。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刻,它变成对社群来说有正面意义的词。
“酷儿”(queer)这个词最初是非常歧视性的,后来变成了一些行动者群体的自称。我们自称这个词,让这个词生成新的意义。就像"生活西化的女儿”,对吗?
总之,这些词语、概念不是孤立的,是在具体的社会语境里面存在的,在跟具体的人的互动里存在的。
到这里,我们可以讲到一点社群内部了。
所有人有不同的经验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恰恰因为大家都在面对外部那个不友好的环境,原本可能异性恋、同性恋、无性恋等等所有人,都去反对异性恋霸权,反对二元划分,甚至父权制——它们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构的东西——或者性别不平等,本来可以所有人去反对这个,但它好像是隐形而又不可撼动的,于是变成所有人在那里互相掐架。大家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都在被挤压,都在受伤,可是当那个结构隐形的时候,就好像变成了大家内部的斗争。
04 友谊、目标与中介:社群的张力与可能
余晶颖:
讲到这里,我又想到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到酷儿群体内部、女权主义内部也有很多类似的冲突。朋友说,一个启发来自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我们很难因为我们都是女性,就团结在一起;或者我们都是性少数,我们都是 ADHD,就团结在一起。可能一个可以把人团结起来的东西是——
披垒:
友谊。
余晶颖:
“友谊"会跟我的一些经验是相关的。我可以待会再回来。
贝尔·胡克斯讲的是——“目标”。假如我们想要的目标是一个对 ADHD 小孩友好的世界,那这个世界一定也会对所谓"神经典型"的人友好,对一个残障的人友好。或者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对女性友好的世界,一个反对性别不平等的世界,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目标把人联系起来。
你刚刚讲的"友谊”,我觉得我跟酷儿社群和女权主义社群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我们跟一个理念、一个你认同的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有一个……
披垒:
“中介”。
余晶颖:
对!是的,一个中介。
有一个阶段,那时候我在做跟心理咨询完全无关的工作,当你去看一些性别的或者其他的社会议题,会体验到很强的孤独感。因为其他人并不看这些,也不关心这些。当你去分享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友善的,有些人愿意听你讲,可整体上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孤独感。
所以对我来说一些网络上的朋友是重要的。通过网络这个媒介,我可以听到另外一些朋友在讲这些。也是这样开始关心神经多样性、自然环境相关的议题。最初你在关心一些东西,并不了解神经多样性、残障相关议题,可是当一些共同关心某些事情的朋友在关心这些,你就会去拓宽自己关心的地方。对我来说,那个起点是女权主义。
(整理文稿的时候,我也看到对我来说,连接这些不同议题的目标是一致的:更好的、更公正的世界。)
披垒:
好耶。刚刚我想到"友谊”,是我自己在障碍者内部的体验。我意识到对于别人在"摇旗呐喊"的一些东西,或者一个很"大"的概念、一种群体,我很难直接跟它产生共鸣、归属感或者兴趣。我只能通过一种"中介”。这个"中介"在人际关系中,往往意味着"朋友”。通过认可某个朋友,或者和这个朋友一起,我可以间接地做一些事情。我很难说我是直接在"为"哪个"集体"、“群体"做事情。我只是、也只能是和朋友一起做事情。这可能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议题,我和集体的关系。
前面讲到"细节”,讲到"二元划分",还讲到"一个人可能 date 男性,也 date 女性,但是一定要给这个状态命名吗",这让我想到:
一是,我很长时间都非常困惑,我不想很多事情最后变成必须"选边站"。我觉得倡导和身份认同可能都是动态的策略选择。之前被人问过"你究竟认不认同你是什么什么",我想法是"这世界上只有认同和不认同的站队吗?"
二是,关于很多亲历者自述,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阶段,也不是说全部都在这样做,只是有一些我看到的情况是——比如,一个人可能对声音很敏感,对一些刺激有很丰富的感受,但ta可能不知道怎么描述这种体验,当ta找到"超敏"这个词的时候,逐渐会用这一个词来概括所有的体验(甚至包括别人的体验)。于是,这个词好像不再是在帮助ta表达、理解或展开那些经验了,而是在"替代"那些经验本身。细节好像都被抹平了,被塞进"超敏"这两个字里面——它可能是阶段性的。我自己好几年前开始得到诊断、开始了解,在初期的时候,确实找不到任何语言。哪怕只有精神病学的话语,只有诊断手册的话语,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以开口说话的方式。
但是与此同时,即使精神病学话语在当时给了我帮助,我仍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不满足。后来我更多去读别人的自述,尤其是读 90 年代、甚至是在"神经多样性"这个概念之前那些自闭症伙伴写的东西,比如 Donna Williams 的自传,Mel Baggs 的博客,尤其是那些多重残障的"朋友们"写的东西,我发现它们更有意思。
看研究,我也发现在话语变得有点模板化之前的东西,甚至有些关于所谓"典闭"的研究,对我反而帮助更大。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随着"运动",的确有了话语,但也变成相对单一的话语。我不是说这些话语没有意义或者不重要。只是在群体里面,慢慢地有了相对"主流"的叙述,也会有新的挤压或排斥关系。
余晶颖:
的确是这样的。实际上每个人跟这样的标签、定义之间的关系都是更复杂的,但是当你使用它的时候,好像你需要去 fit in 一些东西。
如果我稍微扯远一点,比如女权主义,最初当我要自称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时候,面对的是外部的压力:女权主义者是一个愤怒的、厌男的女性。可是,后来可能面对的压力是:你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你竟然这样做,是不是"不够"女权主义者,是不是不是一个"好"的女权主义者?我觉得这当中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你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在生活的,而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又是一个像刚刚讲的有各种压迫的世界。你作为一个人是不可能 100% 符合某一个标准的。
还有一点在于,比如,像现在我们两个人互相对话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对很多东西有共识;同时,我们愿意互相听对方在讲什么;我们也知道现实的复杂,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个人会有不同的阶段,关系是变动的。当我们两个人这样一对一对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承认所有这一切复杂的现实。可是有的时候在网络上对话时,假如你要发言,你好像在发言之前需要打很多补丁,然后你还没有办法预料读者对这一切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就会变得更困难。
披垒:
我自己的体验是,网络,尤其是网络社群,很像让人们各自游荡的虚拟空间。它看似有非常多的声音和来往,但很多其实没有形成交流。气氛稍好一点的社群,可能会变成"回音壁";差一点的,会变成"沼气池"。我不是说只有这样,这也只是过去几年我个人最常体验或观察到的情况。
之前我提到,有时候说"社群"、“社区”,我已经有点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了。在现实生活里,确实更难有什么能让自闭症、ADHD 的伙伴们相遇在一起的机会,也更少有障碍友好的第三空间、共享空间。在这样的语境下,“社群"很多时候似乎是泛指某一类人群,一些圈层关系,或者一个又一个线上的"群聊”。而线上又很容易变成互相吵架,或只有纯概念的争执。
05 “友好"是听到每个人的具体经验:叙事疗法、理解与爱
**以下为下篇。**上篇我们从"外部互动影响自我感知"聊起,在神经多样性、女权主义、酷儿理论和叙事疗法的相遇中,用目标、友谊和具体对话重新连接彼此。下篇,我们继续讨论"理解”、“爱"与"行动”。诊断提供解释和入口,也可能磨损不同生命经验的纹理;社群可以带来归属,也承载匮乏、冲突与失望。或许重要的,是让更多故事留下来,让对话不必每次都从零开始,相信我们仍能够向世界投下一点涟漪。
余晶颖:
刚刚我们讲到有一些经验是被抹掉的(见上篇)。叙事疗法讲 rich descriptions,丰厚故事,更丰厚的描述。这可以回应你之前的一个问题:“神经多样性友好"指的是什么?
“友好"是:可以去听到每个人具体的经验,一起去看看ta跟自己的特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跟诊断话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跟其他人贴给ta的某个标签——“你是一个没有长性的人”,“你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想到精神科医生R·D·莱恩(R.D. Laing)的一句话:理解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理解是关于爱。
有些人讲到 ASD 的人很多时候在做推理,关于人际,关于自己。这可能是特质,其中可能有擅长、有乐趣。同时,当人们追问为什么去推理,可能面对的是困惑,焦虑,不安。
我前两天跟督导聊到,一定要去问一个"为什么”,很多时候也跟"科学"的话语有关,“要知道一个东西是什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一切都有终极的规律或真理”。
如果回到刚刚引用的那句话:"理解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理解是关于爱。"——为什么理解是重要的?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跟他人互相理解的经验,ta对自己的感受很可能是不好的。
所以,在咨询工作里我在做什么。或者一个人不一定通过心理咨询,ta可以通过任何方式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很大程度上,跟友谊和互动有关。我们看待自己的时候,是用一个严苛的批评的标准,还是"这是可理解的人类经验"的方式?
我今年在读英国精神科医生 Sami Timimi 的书 Searching for Normal: A New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Mental Health, Distress and Neurodiversity。ta说在具体的实践当中越来越少下诊断和开药。当人们问"我的诊断是什么”,作为精神科医生和其他助人工作者,我们到底是在把一个经验当作症状,还是去理解这就是人类的经验?不管是你痛苦到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学习,整个人僵在床上,生活停滞了……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人类经验。
披垒:
我几年前听过一位做婴幼儿精神分析的分析家 Erika Parlato de Oliveira 讲自闭症。对我来说,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位让我意识到"原来还有这样一种深切的理解"的人。
我记得她说,她工作的对象是一个痛苦的主体,她要去倾听一个孩子到底在"说"什么,把ta的所作所为都当作ta的语言形式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它直接翻译成对自闭症的既定认知。
我记得她说(大意):破译一门我们尚未掌握的"语言"需要时间和意愿,更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唯有如此,才能学会倾听一个以多模态方式和我们交流的"他者";在临床实践中,这种倾听是一种伦理立场,而在建立于我们所处文化之中的社会关系里,则是政治性的。
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一直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耐心,无论是面对自己还是面对别人,可以去听到ta到底在"说"什么。
不过我还是发现,对现在的我来说,倾听是很难的,很需要功夫。尤其在网络上,彼此的那种倾听的空间,或者说余裕,是非常少的。这里我也会联想到一些冲突。
这几年我越来越感觉,在"自闭症"的这个类别/词汇下面,不同人的状况,不仅仅是障碍的程度和质量,甚至障碍的方向也截然不同。而自闭症"谱系"是很宽泛模糊的。一方面,相对障碍较轻的人会怀疑:“我是不是配得上在这里面?";另一方面,相对困难更多的人也会怀疑,为什么同样是"自闭症”,别的人可以做到那么多?虽然这些都不是全然个体自己的问题。当它们碰到一起的时候,还是会产生一些东西。
还有,“反抗单一的、唯一的标准”,在有些实践里,也很容易变成"反对所有标准"、“反对’标准’本身”,或者说"所有的标准都不许用了,大家都一样"。
我比较没有头绪也有点难过的是,有些时候,即使大家知道彼此有障碍,也还是会默认"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
余晶颖:
面对这些,我也没有答案。
你讲这个的时候,我想到前面你讲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匮乏。
国内在医疗,包括诊断和药的部分匮乏。这些在生物医疗框架里面的东西,其实也没有。而有生物医学的这些东西,够了吗?也是不够的。医疗外的支持我们也没有。再到更大的社会层面,对人的尊重,愿意给一些有障碍的、有需要的人支持,这些也没有。很大程度上,在所有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社群几乎就变成了让人觉得"我需要紧紧抓住"的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我对它赋予了很多意义"的东西——而这也会放大当中的冲突和失望。
总之这一切都是复杂的。包括诊断也是。它有一些现实的意义。也许拿到一个诊断有利于跟老师沟通:我们家小孩不是调皮,ta确实是有 ASD/ADHD 特质。在国外的系统里,可能你拿到诊断之后,考试可以有一些延时,甚至一些政府补贴。国内的系统里面可能也有这个部分,比如一个残障证或者什么,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支持。
在跨性别群体里面,类似"性别认同障碍"这样的说法是一个病理化的标签,可是你需要拿到这个标签才可以去走医疗的程序,才可以做手术,或者做 HRT(激素替代治疗)。
这一切都很复杂。复杂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到处都是漏洞的世界里面生活。
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这样的一对一对话是重要的。你去跟不同的人对话、发出这样的邀请、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至少是在所有这一切里面,加入一个平静的、可以互动的、可以互相理解的、可以沟通的声音。
披垒:
我想到你之前参加播客《世代女性随想曲》的那期节目《女权主义和叙事实践的涟漪》1,里面提到那篇 Michelle Dang 的文章:《创造涟漪:通过友谊促进集体治愈和抵抗性暴力》(Creating ripples: Fostering collective healing from and resistance to sexual violence through friendships)23。
(注:这篇文章记录了一个集体叙事实践项目,该项目关注性暴力幸存者如何在个体化和专业化治疗服务之外,通过朋友和社群/社区获得疗愈、正义、团结与抵抗的可能,并重视在地的疗愈实践和知识。项目主要目标之一是:承认幸存者与其朋友之间双向/多向的互助关系。)
我听那期节目的时候,立刻就想到我曾经看过的一个研究者 Hari Srinivasan 在 TEDx 上做过的分享4。他三岁得到自闭症诊断,极少口语(minimally-speaking),使用 AAC(辅助与替代性沟通系统),现在在读博。他说,人的行动就像是投入池塘的鹅卵石,激起涟漪;触手可及的小石子就是变革的种子,一次掷一颗,哪怕微小,一颗又一颗,这是人对于世界的改变。
我觉得也许就是在这个宇宙里面创造一点涟漪,也很有限,我也不能把这个宇宙怎么样,但是我可以搞点事情。
余晶颖:
是的,是的,要看到这些具体的小的东西,继续去做一些小的行动。就是这样。
06 涟漪、汇流与非语言:跨越时空的连接与行动
披垒:
还想讨论一下社区性实践和 creative intervention。
前面聊到说像我们现在这样一对一的对话,可以构成理解。但我也会有一点困惑:当我发现"理解"可能只能在一对一,甚至只能在已经形成的一对一友谊关系里面发生的时候,那我是只能完全待在一对一里吗?
以及,社区/社群性的实践,有时候是不是只能是一种小范围的东西?或者始终需要有一个类似专业人士的人去带领、去组织,更像工作坊、学习小组或者咨询团体?——而且,哪怕是这样的,也非常少,看不到。
余晶颖:
我前两天在跟朋友聊,ta最近想要去看一些社群支持方面的项目,比如意大利的医疗系统是去诊断化的,也没有精神病院。
它建立在医疗系统、公共部门互动的基础上。在这种比较大的系统里面,重要的东西是理念:你相信什么样的东西对人是有帮助的?你是否相信人需要这些更大的社群支持,而不仅仅是药、不仅仅是诊断?然后要有政策支持,要有钱,等等。
可以让我们至少有一点点信心的是:这样的东西的确在发生。它很少,但是它有。
如果回到更小一些的部分,这两年我自己对社群工作的兴趣,也跟我去上达利奇的项目有关。
(注:达利奇中心(Dulwich Centre),位于澳大利亚,提供叙事疗法、社区工作等一系列在线课程;此外也和墨尔本大学合作,提供叙事疗法和社区工作硕士课程。)
一对一咨询当然是有帮助的。但同时,我很经常会遇到一种状况,当人在孤绝当中,ta会觉得:“只有我自己在应对这个,只有我才这么软弱,只有我才这么无用。”
很多时候我心里都会想:“如果你听到谁谁谁也这样讲,如果你们有机会听到彼此就好了。”
我自己在这方面开始实际做的探索还比较少,做小组算是一个尝试。
我会看到其他的叙事实践者在做一些事情,比如"集体文档"或者"共同文档”(collective document),这里面可能有很多人的经验,它变成了一个共同文档。比如 ASD burnout 的文档5。
披垒:
类似于共同写作吗?
余晶颖:
我不确定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假如在我的工作里来做这件事,它可以是这样的:
比如有一个 ASD 的人,ta觉得 burnout 这个概念跟ta很相关,我可能会问ta,你的 burnout 长什么样?它带给你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你又做了些什么来应对它?
然后我可能会问ta:你愿不愿意,我们把这个经验记录下来?然后,如果未来有一个人,ta也有类似的经验,你愿不愿意让我把你的经验读给ta?
这样子,这个文档就可以一直进行下去。有一些叙事实践的咨询师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的。还有比如关于自杀意念(way out thoughts)的公共文档6。
这样的文档也可以建立社群,它不一定是实时互动的。但比如我在咨询中引入这样的共同文档:你跟ta的对话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你们去加入一个已有的对话。
这也像你讲的你读到 90 年代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它其实也在建立一个无形的"社群”——你作为一个读到的人,你作为一个被ta影响的人,而这个世界上一定也有其他的人在那里。
披垒:
哇!我听你讲这个,我首先直接想到的一个词是"汇流",汇聚到一起的那个"汇流"。
以及你的描述,对我来说,非常契合我读文学作品的体会:和过去的人对话,和不同时空里的人对话,在虚实之间对话。
我会想到博尔赫斯,他说文学是不会断源的,因为单单一本书不是文学,书不是一种无沟通的个体,它是一种"关系",是一种数不尽的关系的轴心。
余晶颖: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的。
然后,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社群,我觉得在当中不一定需要"专业人士",但确实需要有人在里面做一些工作。
我自己有做读书小组的经验,有朋友在北京做一些很小的线下活动,我也跟朋友一起做过脱口秀活动。我觉得在当中——哎,其实讲到这里,倒也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进入一个东西,不一定需要所谓心理学的知识、或者对这个东西有多少了解,切口可以是做手工,可以是去散步,可以是去看植物,可以是去打牌,或者打桌游。刚刚我们在讲 ADHD 或者 ASD 支持系统的匮乏,这些东西肯定是越多越好。
我讲得有点乱。我想讲的是:
一个不直接从医疗、心理出发的,甚至看起来完全无关的活动或社群,可以是重要的支持;
同时,一个社群、一个空间能够搭建起来,持续下来,需要有人在里面做一些无形的工作。
所以很多时候,一个大的网上群组,慢慢就会变得沉默。其实是需要有人在其中运营的。
当有人在做这种无形的工作,以及成员也会往里面投入,它就可以运转下去。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在于,这样的实践是需要我们有机会去做的,只有在做的过程里面,它才会慢慢生成,慢慢面对问题,慢慢看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披垒:
伦理也是做出来的。
余晶颖:
是的,在每一次具体的行动、具体的决定里。以及可能那个去思考、去讨论的过程,是更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正确答案,没有一个指南。
披垒:
至少没有一个现成的东西。如果说我想要改变的是一些已经存在的东西,那我怎么能够期待这些已经存在的东西给我一个反抗它的指南?
我最后想到的可能是一些非语言的东西。也许是在自闭症的朋友里面,至少我比较常见到的情况是:很难进入到一个"公共"的或者"通用"的语言里面,同时还有很多非语言的表达。
我觉得线下、现实里的相遇,身体的在场,非常重要。非语言的表达,非常重要。或者是那些不同于一般的口语、“常规"的书面文字的表达,非常重要。
由此出发,再加上我的兴趣,我就很关注戏剧方面的东西。但在我目前参加过的线上或线下活动里,不管是戏剧治疗、应用戏剧,还是运用戏剧方法的表达性艺术疗愈活动,之类的,都不太有关于神经发育障碍的知识或调整。
余晶颖:
其实在这个部分我没有什么经验。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披垒:
我想问的好像问完了,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余晶颖:
首先是,你一开始是怎么注意到我在做的一些东西什么的?
披垒:
好像23年你和姚然做性多元团体的时候,我就关注你们了,就一直在陆续看你们做事情,包括你后来做 ADHD 小组什么的。到做"访谈”(其实主要是想和人对话),我就是先从我自己关注了很久的人入手,发邮件。
余晶颖:
那你是怎么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怎么开始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
披垒:
我是好几年前有诊断的,加上从小到大很长时间里受创比较重吧,就开始了解各种事情。
首先是我自己非常喜欢读东西;然后从小我跟"集体"的关系就一直不太"顺遂";再到我有诊断之后,进入了不同的精神障碍线上群聊,有了一些体验和观察。
在21年、22年的时候,我开始看到一些网络朋友说,ta们离开了某些社群,比如女权社群,或者决定不再单纯因为性/别议题跟人结交。再到23年、24年,我认识的一些自闭症伙伴也开始决定离开这里那里的社群,觉得很多地方已经变成了像前面提到的那种环境:好一点是回音壁,差一点是沼气池。
未必是那些年里有"惊天巨变"发生,毕竟,随时都有人加入社群,也随时都有人在离开。这些时间节点只是对我个人来说比较明显的记忆,也像是我自己生命体验变化波荡之中小小的锚点。
但在这几年里,我确实经常看到,也许是出于无力,也许是出于无聊,也许是因为环境太过匮乏,人不断陷入彼此攻讦。(补注:并且发现亲历者、家长/照护者、研究者、从业者之间的隔绝和断层很严重)
而我自己最基本的感受仍然和前面说过的一样:不是说我要摇旗呐喊、要为了一种集体或者为了什么东西而"奋斗",我也做不到。我只能出于我自己的体验、我自己的需求,或者最多是我关心的朋友的需求。归根到底,还是友谊。哪怕是我和我读到的那些许多年前的人之间的"友谊"。
我觉得我没有关心很多很"大"的东西。我喜欢小一点的。你前面提到叙事疗法里面那种 rich description,我经常在小说和诗里面得到旁逸斜出的、丰厚的细节,我想要人的生命的细节,我对这个感兴趣。
余晶颖:
我觉得这里蛮多东西是有呼应的。你讲到社群的张力,所有社群里,不管是女权社群,性少数社群,同人社群……都会有这些。这些张力,伤害,受伤。
人际上的断裂会带给人们很大的痛苦,甚至对自我认同的冲击。
我想说:友谊就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友谊,或者人跟人的连接,是被低估的。只是,每个人需要的、舒服的关系,它具体是不一样的。
我开始去关心很多议题的出发点,也是朋友。
最开始,从我的经验的部分,我距离最近的是女权社群。它与性少数社群交叠,我受到很多教育。这一切是通过具体的人的生命经验去理解,然后再去看理论,看理论跟这些经验之间的关联。
关于酷儿、残障、神经多元都是这样,朋友们作为中介,我跟这些概念、理论更亲近。我觉得到最后,我跟它们的关系不再是"桥梁"了。“桥梁"意味着,我站在中间,我在为两边翻译或者做什么。
但是现在,我自己所处的生活阶段和所做的生活选择,也让我站在了一个所谓的"社会的异类"的位置,没有在一条主流的轨道上面。
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我小时候的某些时刻,我现在的生活,比如当我经历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跟世界的关系也有像"雾"一样的时刻。
当你没有在过一个"主流"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经历这些。我们讲酷儿,讲神经多样性,其实都是在说:你不必 fit 进主流里。
所以,对我来说,这些理论、这些运动,最终在挑战的是所谓的"正常”。这就是其中政治性的部分。我最 relate 的是这个部分。
披垒:
是"行动"的部分,而不是"定义"的部分。
余晶颖:
对,是那个在行动、在质疑、在不断 challenge 的部分。
披垒:
我自己有一些慢性病,这也会让我想到,比如,神经发育障碍和其他障碍之间,是有很多流动的、可以连结的部分的。不是只框定在一个类别里面。
这也是社群里面比较常见的:很多人有这样那样伴随的障碍,比如有些人也有免疫方面的问题。
余晶颖:
对。诊断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现象学,并不能 trace 到一个人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
包括精神分裂什么的,目前基因方面的研究虽然有,但关于建立连接,以及到底可不可以建立连接,到底可不可以解释,这一切都非常复杂。比如抑郁,可以说是因为你缺少某一个神经递质,是的,是这样。但是,所有人类活动都是生理的、身体的。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强调"医学话语"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简化。
我觉得这一切又连接到的是:我们对于身体的想象,是一个 abled body,但是,这个世界上有谁的 body 是一个 abled body 呢?
比如,女性的身体一直是被凝视的——
披垒:
想到这本书:《像女孩那样丢球》!
余晶颖:
对。我从来不觉得我完全跟我的身体的关系是舒适的。
但如果我们在一个对一切更包容、更支持的环境里,人跟身体建立的关系会是一个更自然的关系。即使我的身体是一个残障的身体,胖的,瘦的……
但现在,我们的身体是被不断规训的。这一切跟我们讲的所有东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披垒:
我之前参加一个类似艺术疗愈的线上活动,当时我坐不住,就一直动来动去的。因为都开了摄像头,其他参与的伙伴也都能看到我。中间闲聊的时候,ta们就直接问我是不是 ADHD。
我说,是啊,很明显吗?然后ta们就笑,说:“因为你一直在动。”
我没有觉得不舒服或者被冒犯,而且ta们的对话也是很温柔的。但我确实有点莫名其妙。在当时的那个情境下,我会"那样"一直动的原因,至少在我看来,主要是我有类风湿,是我脊柱的问题。有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办法一直坐着,我甚至只能蹲在椅子上。
当然,如果别人看到我动来动去,给ta们带去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体验,那我也觉得很好。比如就有人曾经觉得我的身体状态给ta们带去的是一种很"解放"的感觉。但是,“只是因为我一直在动,就直接觉得我是 ADHD”,这件事情,确实让我有点困惑。
而且后来还有一个伙伴跟我说,ta可能是 NT(neurotypical,神经典型)吧,ta觉得自己就有点拘谨,很羡慕我这样动。
我当时就直接说:可是你不需要是 ADHD,你也可以这样动。
余晶颖:
对。我觉得这呼应到你前面讲的,有一些经验被抹平了。在更具体、更复杂的情境里发生的多样的经验,变成了一个单一的、被压扁的经验。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空间,可以去看到这些具体的、丰富的、溢出的经验是什么样的——在一个更理想的状况下,这是我们更想要的东西。
ADHD 的标签、ND 的标签有很多正面意义,有很多 empowering 的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其实我们还想往前更推进一步。
那就不仅仅是要科普 ADHD 的知识、要尊重一个 ADHD 的人,我们还要反对那个让所有人都必须"正常"的系统。我们要质疑它。我们要扩宽每个人可以动来动去的空间,可以站起来的空间,可以不用板正地坐在椅子上学习的空间。
披垒:
我之前参加过一些线下的神经多样性讨论,或者亲历者活动。
有的伙伴在讲述的时候,确实就更希望把自己套到一个主流的框架里面,或者,ta希望让听众觉得,虽然ta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都解决了,现在没有什么问题。
很常见的讲法是:“虽然我以前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得到了诊断,或者我自我诊断了,我发现其实是怎么怎么样,我跟自己和解了,我好了。”
这当然可以是真实的体验,我没有觉得任何个人这样的"体验"有什么好坏对错,我只是觉得:如果有且只有这样一种"讲述",我是不满足的。
我也想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叙事方式、叙事结构,是最常见的,甚至有时候是更被接纳、被认可、被鼓励的叙述?它又是怎么流通的?
而且要怎么定义"和解"和"好了"呢?它们是一种义务吗,或者仅仅是个体的责任、是个体自己才需要面对的议题吗?一个人只要"做到"跟自己和解,就不需要其他支持了吗?
还有的活动是想囊括更多不同障别,或者不同障碍程度的伙伴进来。这个时候我也会想,ta们的发言是ta们自己想要的发言吗?这个发言在不同场合是否又要满足一些什么标准吗?
而基本上现场观众其实就是在那个空间里面玩手机。
所以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叙述”,或者说"表达"、“讲故事”,确实是一种很强势的能力。我自己在线下的感觉是,当一个人的叙述没有办法抓到观众、吸引观众,没有办法"声情并茂"、“投其所好"的时候,就没有人听。
余晶颖:
也许有一个点在于,你看到那个空间里发生了这些,而你不满足。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去看,我们还可以去做些什么?
我这里又想到了 Michael White 的一个家庭咨询的视频7。这个家庭里有一个19岁的 teenager,你能很明显看到ta在整个咨询过程中一直动来动去,沟通中也能看到ta可能在智力上的一些困难。
你也能看到,ta和ta的家人可以感受到这个正在跟ta们互动的人的尊重。
所以我觉得,是的,也许在一个很多人的空间里,这样的理解和互动很难发生。但是在一个更小的空间里面,它是有可能发生的,它是有可能被记录下来的,也有可能可以被一些人看到。
前段时间,我看到马泮艳(巫山童养媳事件当事人)发了一个帖子,她女儿也是自闭症,她在当中写了一句话,她说:我的女儿不会说话,不会说"妈妈我爱你”,但是她爱我吗?我知道她爱我,我能感觉到。
所以我觉得,人的体验依然是有可以被理解的部分,可以被传达的部分。
披垒:
或者,甚至没有理解,可以爱吗?
余晶颖:
对呀,对呀。所以我觉得"理解"这件事情不是 figure out 为什么,不是 figure out 这个人在这里做这个行动,是 ABCDE 等原因,所以ta才做了这个行动。而是说,我看到ta做了这样的行动,ta作为一个人,有这样的行动。这就可以了。
披垒:
我另外想到的是,忘记是从前面哪里顺下来的了,但我想到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
有点像是:一个人去就诊,医生诊断ta是 ADHD,因为ta多动、分心、注意力不集中;那ta为什么多动、分心、注意力不集中呢?医生说因为ta是 ADHD。
可是,哪怕是"多动",它真的只有"ADHD"可以解释吗?
以及,哪怕只是在 ADHD 的多动里面,比如,一个孩子喜欢玩笔,一个孩子喜欢玩头发,一个孩子喜欢玩魔方,我也希望理解,ta对于这些东西的感受是什么样的,ta是怎么选择了不同的东西。
我联想到网络上的交流,网友很容易因为某个人是 A 身份,或者有一个 A 标签,就认定它直接导向了 B 表现、B 行为、B 立场,或者反过来也这样。可是,A 真的一定导向 B 吗?A 只导向 B 吗?
况且,就算 A 一定且仅导向 B,在 A 到 B 之间,也是有无数条路线的,是有每一个人的经验和历史的。我想知道那个部分。
余晶颖:
讲到这里,我现在更理解为什么叙事疗法不那么关心诊断。
我最初开始学习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理解,或者说,我处在一种焦虑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作为所谓"专业人士"的焦虑,但同时也是作为"人"的焦虑:我们都希望有一个东西是清晰的、可以解释的、确定的。人都需要这个东西的。
可是问题在于,一个专业术语,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术语,一个所谓科学的、医学的东西,它的解释力和权力是大于很多人的"具体经验"的。
所以,比起医学术语,叙事更关心人的具体经验;以及关心诊断与个体的互动。
披垒:
好比说诊断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那个规范性也有暴力的部分。
余晶颖:
对,是这样的。而这对具体的人是会带来影响的。
比如一个具体的人说:"OK,这是因为我的 ADHD。“如果你听有些人讲到最后,ta其实是在问:"如果这是因为 ADHD,那它还能治吗?”
也有抑郁的人说:"如果抑郁就是我的大脑神经递质的问题,或者如果我需要依靠药物才能变好,那我还是我吗?"
这一套诊断话语也在影响人跟自我的关系,在改变人怎么体验、怎么理解自我。
而实际上,就像你讲的,“多动"可能是非常复杂的。还有所谓学习的动力、兴趣、学习的能力,都可以更复杂。
我们会说,一个 ADHD 的人,跟其他人相比,更需要去做一个ta有动力的、感兴趣的东西。兴趣和动力也会跟很多东西连接在一起。它会跟你最开始擅不擅长有关,因为每个人确实擅长的东西不一样。但一个你擅长的东西,如果你要学更多,你也一定会有遇见挑战的那一刻,在那一刻,你为什么愿意继续?一定会需要你有一些成就感,一些乐趣,或者有一个人特别相信你。
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经验:比如,小时候某一刻,为什么再也不学了?可能就是因为老师说了一句什么话,你不喜欢这个老师,或者你被批评了,然后你就不学了。
但同时,也会有人讲:本来我数学特别差,但是那个老师我好喜欢ta,ta对我好好,然后我就喜欢学数学了。
你当然可以说,你看,ta是因为 ADHD,ta有兴趣,所以就学得好。可是这个兴趣是怎么来的?这个动力是怎么来的?它可以跟人际相关,跟外界给ta的反应相关,跟ta突然得到了一个奖励相关,等等。人就是如此复杂。
披垒:
小猫!
余晶颖:
我的门是关住的,它刚刚自己撞进来的。
披垒:
我听到动物叫,我就开始想学它们讲话。你好小猫!
我感觉经常有动物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就被动物吸引了。好像人对我来说不是第一个会注意到的事项。
我也想到,好像是这样,生活当中很多乐趣都是在这些微小的时候。以前我状态非常不好的时候,看到窗外别人养的狗在晒太阳,看到它的那个瞬间,我就笑出来了,我就觉得:真好,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小狗。
余晶颖:
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件我在学习的东西,乐趣是重要的。
有很多 ADHD 的人会听到别人说ta,类似"不务正业”,比如,“你虽然天天说你喜欢画画,但你也没搞出什么名堂,你干嘛干嘛呢?“这带来的影响是:本来你有一个有乐趣的地方,现在你也没有办法去享受那个乐趣了。
披垒:
这让我联想到我之前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发现,我的所谓"天赋”,不是我得到的礼物,反而更像是我的耻辱。
比如我有兴趣的地方,或者我可能更容易做得好的地方,但它也许不是被肯定的。至少在教育系统里面,它不是一个很合得来、会被期待的东西。
这个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乐趣了,它变成了一种错误。
余晶颖:
对。所以我们又在说,外部反馈会影响人怎么感知一个东西。
注释
本文首发:脑脑空间NeuroBridge微信公众号(上篇) (下篇)
首发时间:2026-6-17
受访者/文字稿修订:余晶颖
采访者/文字稿整理/排版/题图:披垒

上图内容:脑脑空间的小红书、公众号、网站二维码,欢迎关注脑脑空间Neuro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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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和叙事实践的涟漪》播客链接: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86e48c760f8f77d40a9047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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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涟漪》原文:https://dulwichcentre.com.au/wp-content/uploads/2021/12/Creating-ripples-Fostering-collective-healing-from-and-resistance-to-sexual-violence-through-friendships-M-Dang.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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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涟漪"联想到"微澜”(微小的波澜),国内有"微澜图书馆"(由公益机构发起、主要开设在城市边缘打工子女学校的小型图书馆):官网:https://park.sanzhi.org.cn/ ;分享:一席 岳毅桦:流动儿童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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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i Srinivasan 的 TEDx Talks:https://youtu.be/e87-3xydg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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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D burnout 的文档"可参考:Wiseheart, K. J. (2024). How we deal with Autistic burnout: A living document created by Autistic adults for Autistic adults [Video fi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rapy and Community Work, (1), https://doi.org/10.4320/WUJX2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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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杀意念的公共文档:https://dulwichcentre.com.au/wp-content/uploads/2017/01/How-we-deal-with-way-out-thoughts-by-David-Newman.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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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White 的家庭咨询视频(本文提到的例子详见播放列表里的后三个视频):https://dulwichcentre.com.au/michael-white-video-archive/?playlist=de656d6&video=cbe63e4 ↩︎